神秘而莫测的同情心,
如同银线和丝带,
将心和心、情和情穿针引线,
把肉体和灵魂拴成永恒。
——瓦特·斯哥特
请你温柔地爱我,
凝视我眼睛里的一朵花。
心灵将从此豁然开朗,
你可以看到,我那隐没其中
深深的一片同情。
——娃丽茵
人人都爱着自己:即使最穷的人,
在困乏的生活中也渴望光辉的时刻。
当他们明了自己已经成了
福佑很少的丈夫和父亲,
仁慈仍然永在,因为
属于人的同一的心灵在胸膛跳动。
——沃兹沃斯
同情心是永恒的生命之谜。它战胜了邪恶,弘扬了美德;它解除了反抗的武器,融化了最顽固的心灵,促长了人性中美好的部分。它是基督教得以立足的伟大真理之一。“爱你同类的人”,包含了足以使世界焕然一新的福音。
据说,圣约翰很老的时候——老得几乎都不能行走和说话了——在朋友的搀扶下,参加了一次教会举办的儿童集会。在会上,他站起来说:“孩子们,爱你同类的人。”接着,他又说:“爱你同类的人。”有人问他:“您没有其他什么对我们讲的吗?”他回答道:“我一再重复这句话,是因为,如果你们这样做,别的就不再需要了。”
同样的真理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同情心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它无非是无私和爱心的另一代名词而已。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忘却自我并将自我投入于他人。我们同情他,帮助他,安慰他。因而,没有爱,就没有同情。仁慈、同情心和爱心,是同时受到祝福的;祝福,既为那给予者,也为那接受者。当它们在给予者心中结出丰硕果实的时候,也就是在接受者心中生长出仁慈和爱心之时。
“我们经常通过同情心而非劳动,”凯隆·法拉尔说,“做更多的善事,并通过嫉妒心的缺失和美德的意识,而不是雄心勃勃的坚韧努力,来使世界走上更持久的幸福之路。一个人也许会失掉地位、影响、财富,甚至健康,但如果他认命的话,同样会生活得舒适。可是,有一件东西,少了它,生活就会成为负担,这就是人的同情心。”
确实,仁慈的行为并不一定总是受到欢迎,但对于怀着同情心的帮助者,无人可以将他拒之门外。这属于我们生存竞争中难以征服的困难之一。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应该得到常人之间互相提供的帮助。我们应该记住,正如边沁(注: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所深刻指出的那样,野蛮人的幸福与一切人的幸福并无多大差别,与人类中最善最高贵者的幸福也是一样的。因而,一个人既然自己未曾从善从恶,对他人也不会为善为恶。
或许,在唤醒人心中的情感方面,没有什么比同情心的作用力更大了。即使是最粗野的人,也会深受感动。它比暴力的作用要大得多。一句友善的话语,一次友善的注视,能使无法征服的人乖乖顺从。同情心导致爱和顺从,野蛮则招致厌恶和反抗。还是一位诗人说得好:“暴力本身,其力量不过是温情的一半。”
假如允许同情心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它必将成为一种广泛的公共慈善事业的形式。对于那些极力帮助朋友摆脱贫穷和悲惨境遇的人,对于那些极力改善劳苦大众苦难状况的人,对于那些极力把文明成果深远地融入人类生活中的人,对于那些极力把破碎的家庭联结到和平友爱的纽带中的人,同情心有着其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情是每个人的责任,特别是那些与别人相比命运更加钟爱他的人,那些享有别人没有的财富、知识、社会影响力的人,更应如此。他们,至少应该为改善普通人的状况,贡献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同情心的力量并非金钱的力量,也非大智大慧的力量。人们往往过分高估了金钱的力量。保罗和他的信徒把基督教播撒到半个罗马世界,用的钱绝不会比从普通集市上赚取的多。伟大的基督教社会学说是建立在“兄弟之爱”这个观念之上的,“尽量为别人做,直到别人为你做”。每个人应学会帮助别人,强壮的帮助虚弱的,富裕的帮助贫穷的,渊博的帮助无知的,并且,反之也是,那些拥有很少的人并不缺乏帮助那些拥有很多的人。一切依靠力量的强度而定,因为信徒是无法教导他的教师,无知者和无助者无法帮助那些教导和帮助他们的人。
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造就生活。他拥有的力量越大,能够给予自己和别人的生活的价值也越大。当环境并不与之相悖时,他就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道德和精神境界。他能够为自己做很多,并且,上帝给他的一切,他也必须传递给别人,这本身就是他的专项任务。
所谓希望理智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充其量这只不过是对幸福的一厢情愿。幸福意味着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其内在的美德,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为它受苦越多,与它就越是亲密。“我母亲影响力的秘密在于,”弗拉契尔小姐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正如她早期的朋友,瑞品的凯维顿博士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影响力构成了她的生活基调。在他写给17岁时她的一封信中,他说:‘我从未曾听说过有哪一个人像你那么受到别人如此温柔、如此真诚、如此全面的宠爱,而且我相信,别人对你的这种爱,恰恰来自于你爱别人的能力。’”
世上最可悲的人,是那些对自己失控,缺少责任心的人,那些虚度一生寻求自我快乐的人,或者那些即使在为善的时候,内心仍充满邪恶动机和自我满足,不畏惧良心谴责的人。那些对自己的美好感觉充满自负的人,他们爱自己彻底,对别人却毫不在意。即使在外面表现得文质彬彬,但如果你跟着他们到家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操持家务的,一切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已故的拉姆瑟教长曾经讲过一个可悲的故事:一位小男孩儿升天后参加了一次死人的会议。“我爸爸会来这儿吗?”他问。有人告诉他:“当然,他也会来这里。”小孩儿立即回答说:“那么,我就找不到伴儿了。”
虚假的同情心是非常普遍的。夏普说,可悲的虚情假意其最严重危害在于,它们易于产生一种同情和愤慨的习惯,却不会有真正地解救危难或反抗压迫的行为。因而,斯泰因能够同情一只死了的驴子,却让自己的妻子挨饿。(注:英国民间故事,斯泰因的妻子叫他到外面找点吃的,他出来后看到一只死驴。他历来以富于同情心著称,因而悲伤地把死驴子埋了。回到家,妻子已经饿死。)
“歌德,”拜因教授说,“一直与悲伤无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最大可能的聪明来理解人们的痛苦,可是只要着手行动使他们摆脱痛苦,就肯定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因而悲伤只能刺伤他的心灵,打乱他的生活,除此别无他用。”(注:拜因《性格研究》)
在圣奥古斯丁、巴克斯特、乔纳森、爱德华兹、亚历山大·克诺克斯等人的著作中,读者将会发现,在他们关于神的真理和人的职责的观点中,宗教情感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亚历山大·克诺克斯说:“与其说同情心最能够激起感情,毋宁说除此别无他途。心灵必须作用于心灵,活人的观念对于所有的心灵交融来说,都是最基本的。”真正的坚强只能存在于善本身被找到的时候,不管这种善是尽单纯的法律义务,还是解除对美德的限制。善能够单独反作用于人的性格。
人之所以获得新生,很少是因为抽象的真理,而是由于通过善和同情心所表现出来的神圣的激情。这是“让全世界都邪恶”的自然界所没有的。一个把自身投入到别人的存在中的人,在以各种方式——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全身心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就对别人施加了一种神圣的影响。他被最强大的安全卫士守卫着,向自私提出挑战。考验过后,他仍然谦卑而高贵。凯隆·默兹雷曾经用自己的双手表明,同情和互相帮助能够转化成一种快乐,能够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它减轻痛苦和悲伤——这种原理是基督教的伟大发现之一,具有和科学原理中的新发现同样的意义。
最好的和最高贵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维伯弗斯主教以其同情心而闻名天下。有人问他的一位朋友:“维伯弗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同情心。”这是他早就想好的答案。主教是一个胸怀宽广、慷慨宽容、行动自由的人。他常常活动在最基层的社会,把自己的心灵和灵魂投入到每一个有着美好目的的计划中。任何在他看来值得努力的事情,他都会带头去做。结果往往成功。
同情心是对他人的苦难、艰辛和懦弱的感受能力。诺曼·迈克雷德曾说,同情心是他性格中最先也是最后的事物。他发现人性中有许多有趣的东西,而最平凡的男人或女人都被迫放弃了这其中存有的某些优越性。“当他每一次来看我时,”一个铁匠说,“他觉得自己就是铁匠,不会在我心中留下什么救世主般悲天悯人的印象,但一直都在,就是这般自然。”毕竟,人是人的所有行动的中心,因此人心中有什么以及流露出什么,就是唯一重要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就要同情和主动,他的感受就应该和他人联系在一起。只有我们人类,才能踏上跨越人间限制之路。
当诺曼·迈克雷德即将前往格拉斯哥行使他的男爵职权时,他说:“我们需要活着的人,不是他们的书籍,也不是他们的金钱,而是他们本人……贫穷困苦者、衣食无着者、浪子和伤心人,由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什么也没做,因而能够看到和感知从那诉说着内心的光明与宁静、展示着疲惫心灵发现和享有的休憩之所的眼睛里悄悄放射出来的爱。他们能够理解和欣赏完全的无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简直难以想象的事物。这种无私,把常常注视舒适精致的屋子的目光,带到一个肮脏混乱的陌生处所。这种无私,使自己能以一种那么友善的话语、那么温柔的拥抱表达出来,以至于陪伴他们一生。”这些话成了他行使格拉斯哥男爵职权的主要指南。
“我的打算是,”他又说,“对我们的人民加以认真的训练,使他们履行自己的个人义务,诸如扎实地工作;保持健康、清醒、友善、谨慎、纯洁;作为父母的家庭义务;作为社会成员的谦恭诚实的义务;诺言的兑现;作为独立工人的服从;对他们的国家——不管是对统治者还是对司法行政——的义务;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政府的了解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之前已经极大地忽视了对他们的教育,因而迫切需要展开更广泛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之上,应把这些原则潜移默化地带到他们中间去。”
迈克雷德的话同样可以应用于伦敦,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富有也最贫穷的城市。很少有人会知道伦敦的东部居住着无数的穷人、病人和不幸者。一些人拿出钱来帮助他们,却很少有人会施舍自己的时间和头脑。不过,已故的爱德华·丹尼森却是一个例外。他全身心投入到改造伦敦东部贫穷状况的工作中去。他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建立了几所小银行。他知道,改造一个人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的多余收入从酒吧里抢过来,提供给他的家人和未来。他不断地在那里建起了学校、阅览室和教堂,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人从不幸中拯救了出来。可是,面对这么多人,他的力量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一件最怪异的事情是,”他说,“在当今世界最富强的国家里,居然有如此大量的人口每年受到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事实是,我们近20年来接受了不可思议的财富,却没有对与之相关的背景加以反思,也没有提醒我们自己对这种成就所需要的艰辛和牺牲加以关注。”丹尼森仅仅起了一个开头作用,在他的成果能够被收集起来之前,他就逝世了。但是,如果谁愿意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前面仍然有他所标画出来的广大的义务天地。
下面是约瑟芬·迈斯特在他艰难困苦的一生行将结束之际发出的呼吁:“我不知道一个流氓的一生是怎样的——我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然而,我知道一个平庸者的一生是令人厌恶的。在这个愚蠢的星球上行走的芸芸众生之中,那些真正为善、对社会有用的人何其少也!在那些能够被称为‘他为善事而奔走’的人面前,在那些成功地教育、安慰和解放他人的人面前,在那些为了做善事而真正做出牺牲的人面前,在那些隐姓埋名、对世界一无所求的慈善英雄面前,我无法报以一言,只能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人们的日常奔走为的是什么?在这千千万万个人当中,又有几人能够坦然地问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做过什么?我是否促进了普遍性的工作?我留给这个世界的,究竟是善还是恶?’”
塔尔弗德法官的遗言是:“如果有人问我,消除英国社会中的各种差别,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将用一句话回答他:‘最需要的是同情心’。”缺乏同情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罪恶。我们的时代,有着一条巨大的裂口,它把社会划分为许多阶级。富人远离穷人,穷人也远离富人。一个阶级拒绝付出自己的同情心和领导责任;另一个阶级则拒绝付出自己的服从与尊敬。
旧的社会法则是:世界必须由那些友善的、热心的监护人来统治;命运的无常,部分是由那些天生高贵的人的自发的仁慈和爱心行为来弥补。可是这一切如今都不见了。现在的法则是:毫不顾及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是我们地球空间的北极星;任何横在它路上的障碍,都将被我们饥饿的铁蹄践踏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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