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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仍能经商致富，超过金谱有名的人士。以后少数的贵族，有些沦落到极为穷困，目不识丁，靠救济金生活。亦间有平民也被升迁为贵族。例如1381年威尼斯击败热那亚来犯之后，有平民30家包括一些小商人和工匠因军功升为贵族。
大会议人数太多，不能主持经常性的事务，于是授权于参议院（senate）及四十人委员会（councilofforty）。这两个机构有司法及立法权，有时也合并开会，四十人委员会对刑事案件有复审权，有时像最高法院，有时又起草重要的法案，也像一个委员会。此外统领也有统领委员会，似同内阁。前述的十人委员会，则完全是一个公安机构，所辖如国家保密局。不过威尼斯1000多年的历史内，这些机构的性质常有变动，并且很多政治上的问题以幕后征集意见解决。各种临时委员会（zonta）也多得不可胜数，如判决华立罗死刑之法庭，即系一个临时委员会。通常一个带活动性的政客，同时兼摄好几处的职务，如海军高级将领也出席参议院的会议，舰队的司令官则由统领和四十人委员会的头目商询后委派。总之各种任务互相牵连重叠，没有一个机构能独行其是。一般各机构的任职为一年，连选得连任，被选人一定要服务，不许推辞。
以今日看来，我们可以觉得威尼斯的体制，让人口内6％至7％的贵族去垄断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无乃专制之甚。可是这在中世纪即算役有十分的民主，也已算开明。因为全民自治事实上不可想象。在几个小岛上，以一两千人主持国政，也包括了大致上应该缕列的人物。欧洲在中世纪趋向近代时，占有土地之贵族（landednobility）和新兴的绅商常发生冲突。威尼斯没有封建的传统，也不设陆军，在大陆上作战通常以雇佣军（condottieri）为之，抽税则以间接税（如关税、货物转口税、食盐公卖等）为主。在这种条件之下，避免了上述的冲突，即在15世纪之后，在大陆上拥有相当多的领土，威城人士经营的农场仍只以收入为主，其财富不特别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势力。
威尼斯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她不受教皇约束，是另外一种独特的现象。威城有60个到70个教区，每个教区的神父由区内房产所有人推举，然后由主教任命。主教及其他高级的僧侣，由参议院提名后由统领通知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自推候选人。威尼斯有她的圣主（patronsaint），此人即是圣马可，其意义有如中国之城隍。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与统领之官邸毗连，等于统领的附属教堂。于是全城的宗教事宜也带有独立的气派，一般僧侣受贵族监视，有如各种文官组织。于是引起一位现代学者说：“威尼斯之处置教会事宜，好像罗马简直就不存在。”
当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廷长期斗争之际，威尼斯能够在两方之间左右逢源，由来已久。1177年她曾以和事佬的身份邀请神圣罗马皇帝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城中会面。中世纪以来，教廷与各处侯王及国王冲突时，教皇执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即是“开除教籍”此处分加于国家首领及于全国全城。当施行时，对被处分者之从属关系及所作誓辞与契约及义务，一律取消无效。天主教的神父也不得为他们主持养生送死的仪式。凡婚姻关系遗产转让等之受教规决定者，也失去凭籍。被开除教籍的人旅行于异域，即可以被本地人拘捕，他们的船只和货物也可以听由掠取没收。历史上有名的事例，曾牵涉到神圣罗马帝国之亨利四世及英王约翰，均在这种处分下不得已向教廷屈服。威尼斯受开除教籍的处分不只一次，前已述及。1308年威城干涉费瓦瓦（ferrara）王子之继承，而后者是教廷利益所在，因此被开除教籍。一时费瓦瓦附近的城镇联合抵抗威尼斯。威城不支，最后向教皇道歉赔款了事。但是如此事情只产生外界的困难，没有引发内部真正的危机，也仍归功于威尼斯之有力管制域内长老僧侣。
自12世纪以来，在今日德国境内之王室贵族，分为两个党派，其影响所及也波及于意大利。保皇党（ghibellines）支持神圣罗马帝国之中央集权，其幕后多为各地之大地主及有历史地位的贵族。亲教廷派（guelphs）多数赞成本地公民自治，通常代表新兴之社会经济势力（32）。这种争执酝酿至13及14世纪，使无数的意大利城市陷于分裂的局面，而威尼斯始终没有介入，这也仍是由于此地地主型的贵族不足构成独特的政治势力，而宗教方面之人员都已归并于城市中薪水阶级之故。
威尼斯之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大部分由于商业资本垄断了政府的功能，有如“提供资本的人操纵了工业的很多部门，而主要提供资本的人则是经商的贵族”而这体制，也是由于此城市特殊环境及特别机缘而产生。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诸清教徒，宋巴特谓之出诸犹太教（详第一章），与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说到宗教，我们还可以提出自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对于“高利贷”（usury）有极广泛的解释，甚至一般的贷款收息，也属于usury，不仅禁之于僧侣，也及于一般信徒。威尼斯首先不顾这种禁例，后来教堂的申饬比较严格，威城表面服从，也颁布了一些防制高利贷的法令，实际则留下技术上的漏洞，放贷收息进行如故。
这城市国家的人民，曾被称为“文艺复兴期间最唯利是图、顶贪婪而特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民”不论其公平与否，只是这种气氛与其追究于任何宗派，不如说是人类的共通性格。通过一种特殊的机缘，才表现发挥无余，也更显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威尼斯的犹太人，划住在大陆的禁区，只准业医，他们放贷给一般市民，禁不胜禁，这城市国家对付他们也有左右不定的形势。有时候让他们来岛上居住，过一时候又全部驱逐。后来又让他们来城中，更定下规则，每次逗留不过15天，胸前要缝缀黄色的圆圈，而且他们不得在岛上置地产开学校。所以犹太人纵在不同的时间内给了这城市不同的影响，却始终无法取得主动的地位。威尼斯社会上的商业性格，还是要追究于本身的历史与地理。
只是其社会的上层已有清一色的形态，而且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又和他们的经理能力互为表里，其管制下层的条件也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在此条件下，她处于海沼之特殊地位仍属重要，否则即不能确切的掌握人口。这城市曾经历传染病严重的灾害，1348年全城约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以后经移民填补，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大陆。这些移民既为威城的工资吸引而来，初来时一定小心翼翼的希望被接受，就没有蠢动生事的趋向与动机了。
威城本身没有农业人口，这城市里的工业生产也比较简单。除了造船之外，她不能算作一座重要的工业中心。她出口的毛织品大部分来自西欧及意大利之路卡（lucca）及米兰。16世纪之后她的纺织业曾一度抬头，以漂染丝织品为盛，其生产方式大部分依赖“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system），经理人将工作分派于海沼内外及大陆边缘各地，并无集中之工厂。其他如玻璃、镜子、肥皂、金属装饰品之制造，当日半属奢侈品，也无从大量的生产。造船和制币用人较多，则经过政府人员密切的监视。
各种作业，另有他们的同业公会。威尼斯一共有百余家同业公会。同业公会除了维持制造的标准，厘定学徒的经历出身外，还有周济本行孤寡穷困的义务，会长由同业推举，并向政府特派的三位法官负责。威尼斯最大的行业是海员，但是海员不许组织公会。此外我们认为是自由职业者（profes－sionals），如律师及公证人（notaries），也没有公会。对外贸易的商人更无需组织公会，因为整个威尼斯的政府就像他们的一个大公会。
威尼斯被历史家一致认为效率高、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内部的结构，自然而然的近于一元化。商业并没有被少数人全部把持，平民仍可参与。即匠工寡妇，稍有储蓄，也可以参加股份（colleganza）的投资。此城市行征兵制。征兵的方法为预先将壮龄男子组成12人的集团，各人派有自1至12的次序，有需要时按次序征召入伍。但是征兵不作陆战之用（陆战用雇佣兵，前已提及），而全部用于海军。在长期间内，威尼斯又常采取战时体制，商船组织护航队，有些尚为政府所有，因此商业舰队与海军之间，出入甚微。总之，他们的活动即为全城安全与生计之所在。这些条件都足以养成上下人心团结。专政的贵族，既没有留给一般平民必须生事造反之动机，又能确切的管制各公会，因之能造成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但是这方面的成功不能掩饰威城强调特务政治的缺点。密探活动频繁，对劳工谋反的处置过度的严厉。也不能掩饰她的强硬对外政策引起反感的另二缺点，局势不利的时候，便使自己陷于困窘。而特别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之下，统治阶级猜疑满腹，也就在这种时期之中，可能发生华立罗事件之类疑案与阴谋。
从上面的缕叙看来，我们认为威尼斯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已经不容疑义。可是这种论断，仍不能推翻当前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是19世纪创用的名词，我们将之施用于13世纪和14世纪的局面上去，是否在一出一进之间，还没有把疑难之处解释得很清楚，却又产生了新的疑难和误解？
这也就是缕叙至此，我们还不能决定何者是资本主义的共通性格，何者则是威尼斯岛国特殊的情形。除非将其他带有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或其代表作过一番类似详尽的缕叙，我们无法用归纳法将以往的事迹归并于现用名词之下，使之解答现有问题。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意大利，可以算为多数的学者和作家所公认。以威尼斯作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因为她的记录最详尽，局势最显然，发展不仅不遭挫折而且历时最长久。至于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情形也应该有一两段的概述，才能使读者相信威尼斯的发展已经一马当先，在初期资本主义形成时，确是个中翘楚。
先说佛罗伦萨（florence）：这城市跨越亚诺（arno）河上，曾先后被日耳曼民族和拜占庭帝国占领，在12世纪成为一座自治的市镇。此间商人力量之雄厚，早有历史根据。有些历史家相信最早的同业公会可能远在1100年或稍后的期间已开始活动，虽说现存文献只能推证到1182年。佛罗伦萨以纺织业和银行业著名。这城市起先输入英国及法兰德斯（flanders，比利时及法国荷兰之一部分）之毛织品，加工染色之后卖出，以后径自输入羊毛，自织自造。在14世纪初期，年产毛布80000匹，雇用劳工30000人，是世界上最大工业中心之一。佛罗伦萨的银行业与路卡及塞纳（siena）齐名。他们一部分的业务，是将各国的基督教徒什一捐汇给教会。其实各地早有包税人（taxfarmers）包办，银行家接收他们的汇款后并不直接缴解。如英国各寺院的承包人，各银行即通过他们大批收买羊毛，再转送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或意大利本国发卖。银行之总行则先垫款与教廷销账。于是出进之间获收大利。佛罗伦萨的银行以高利贷著名。普通借款年利30％至40％，有特别风险之利息可至每年266％，所以也有借款倒账，银行关闭影响全城生计之事情。
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由德国传入意大利，也使佛罗伦萨大受影响。1282年亲教皇派得势，立刻引起城中7个高级同业公会专政。这7个公会有两个代表毛织业（一个主持进口昵织品之加工，一个主持本地之织造），一个主持丝织品，一个主持银行业，一个主持医药及制肉香料之进口，一个代表法庭之裁判官及公证人，一个主持皮货之贩卖。其中前4个同业公会最为重要，他们挟有雄厚的资本，重要的公会，有私人组织的军队护送商业交往，在沿途设有栈居，能与外国当局协定关税，解决彼此争执，也备有法庭法警和监狱。
原来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所谓保皇党代表乡镇封建制度里遗下的贵族（欧洲的封建制度本来就是一种农业社会的组织），亲教皇派代表城市中的重要绅商，此为一种粗枝大叶的解释，实际情形各时各地不同。佛罗伦萨在遭日耳曼民族和希腊的拜占庭帝国进攻后，神圣罗马帝国及教皇企图掌握这地方，两方都从封建制度的组织着手。当日风气败坏，主要的僧侣都私自成婚生子，于是也可能在各处拥有地产，遗传子孙。城市中的贵族则也多在封建制度之下获得不同的附属位置，所以也不算是白手起家。他们力量充实之后，就强迫近郊的骑士在城中备置房舍，最低限度一年之内，必有一部分时间居住于城市之内。这种低级贵族与城中绅商通婚的情形相当多。况且意大利人的家族都用大公司（corporation）的原则组成。有势力之豪族则在城中建立高塔，俯视下面的房舍。于是一段街市成为一座特别的塔垒社区（towerassociation）。
1282年佛罗伦萨人口有45000。过去同业公会的情形很少提及，我们只知道她于西元1000年前后，随着沿海城市如比萨及路卡发展商业，只因为据在亚诺河中游，又是陆路上的南北孔道，所以不久即成为工业中心。如果她的社会组织也算是资本主义体制，则此种体制也和封建制度结下不解缘，绅商与贵族不分。她的同业公会力量最充裕时，代表着“工业资本主义最紧张也最无忌惮的形式”他们派出大批探员，对少数与他们作对的劳工，动辄拘捕，轻则不发工资、不给工作，稍重则放逐。而且工人常被这些公会私自鞭笞，甚至被砍手和丧失生命，这时候政府对各公会的处置则一味支持。
这7个高级同业公会觉得他们过于孤立，以后也曾邀请5个中级同业公会及其余的9个下级同业参加政府。其实这中下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他们都是小商店的老板，和工匠自己经营业务的小门户，包括屠户、泥水匠、面包烤户等等。有时候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即对大多数纺织劳工，刻毒超过高级同业公会，并且他们自己蒙高级同业公会的青睐，也不便辜负他们的好意。参加政府的方式，通常只有象征的意义。佛罗伦萨的政府由几个市政代表叫做prior的主持，中下级公会可以好几个合推一个市政代表，或者轮流交接一个市政代表的职位。这些中下级的公会也参加市区里的民兵。佛罗伦萨的民兵组织为20个连。每个连有它一定的地区，各有不同的旗帜，后面都由同业公会主持。无产阶级则不准组织公会。凡是10个以上的工人集会就算违法。1345年，已经算是佛罗伦萨的民主时代（详下段），有一个纺织工人叫做白兰定尼（cintobrandini）的企图组织工会，半夜从床上被抓出来，虽然激起同行工人罢工，此人终被判吊刑，不久绞死。
资产阶级纵掌握全局，他们自己也不能和衷共济。读者务必明了佛罗伦萨之公会，所辖并非个人的会员，而是很多小单位。从这些小单位里又影响到很多家族间的恩怨。1301年后这城市里的亲教皇派又分成“黑”“白”两系，而且两方都从甘塞利黎（cancellieri）的家族中首先出现，很少人能了解黑白争执的原委，只知牵涉极为广泛，甚至同一家庭之内兄弟也为之生隙。
从西元1343年到1382年约40年的时间，佛罗伦萨进入一段称为“民主化”的时期。原因是佛罗伦萨的银行借贷给英国国王，被爱德华三世赖债，引起经济危机，同时黑死病使城中人口减少一半以上，使得民意有了一段伸张的机会。但出头者仍是小资产阶级。城中的9个市政代表，高级公会只占2个，中级公会倒占了3个，下级公会也占了3个，其他一个则在三个等级里轮流充派。1378年佛罗伦萨城发生前所未有的市民运动，工人示威，政府为之垮台，以前不许组织公会之无产者，至此又组织了3个公会，将佛罗伦萨长期历史上的21个公会扩充为24个。他们并且对市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提出了很多过激的要求。这城市里的高层人士，也虚与周旋。直到下层民众的组织者以为目的已达而开始松懈时，资产阶级才开始全面反攻，以后反革命的潮流继续扩张，1378年的群众领袖被囚禁放逐，有些也被判死刑。三年之后，连原本已有的民主化也被反革命的势力淹没无余，佛罗伦萨恢复以前资本家专政的形态。
叙述如是之事迹时，历史家曾说佛罗伦萨是一个“政治上的试验管”她经体验过“贵族主政、暴权政治、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有限制与无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专政、沙弗那罗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终至于麦迪奇（medici）的独裁”
沙弗那罗拉是15世纪末期的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一面攻击教皇及佛罗伦萨上级人士的靡烂生活，一方面以预言和自创的奇迹吸引下层民众，一时整个城市被他领导，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主导者。不过他对信徒的要求过于严格，由于群众对他的激情支援不能持久，最后于1498年为他的政敌所乘，被控倡导邪说，受绞刑后尸体焚毁。
麦迪奇一家也是由银行业致富，他们在16世纪提倡自由主义，不明显地控制政府内任何固定的位置，只是用他们的财力和权势操纵佛罗伦萨的政治。在他们领导之下，佛罗伦萨的领域大为扩张，1569年后称突斯坎大公国（grandduchyoftus-cany），麦迪奇其家人相继为大公爵。
米兰有很多地方与佛罗伦萨相似，也是纺织中心，所出锦缎及天鹅绒，驰名内外，也是国际贸易来往的孔道，与附近农业地域毗连，也是冶铁和制造兵器的重镇，因此受大陆政治的影响也愈浓厚。前述城中筑塔，公会与贵族相通的情形也发生于米兰。12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传遍于意大利北部，不仅城市如此，即乡镇与村庄也纷纷出面组织类似地方自治的机构。米兰则因为利害冲突，出兵吞并邻近的地方，引起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干涉。1162年腓特烈围城9个月，攻陷米兰，将全城纵火焚毁。这城市重建之后又经过12世纪之后半期，及13世纪之前半期继续抵抗腓特烈二世，才真正取得独立的地位，同时成为北意大利许多市镇之盟主。
米兰的小商人及工匠以地下组织的方式构成一种宗教式的会社，在13世纪开始露面，渐有能力推举城内的重要官吏，后来被少数贵族支持，成为亲教皇派。和他们相抗的，大概以低级贵族和大商人为主体，受城中大主教的支持，成为保皇党。其中情节之复杂，虽专家不敢作确切的论断。只是政争结果，保皇党获胜。曾任大主教之威斯康堤（visconti）一家即以此为本钱，起先取得米兰主政的地位，其次将之固定于家内世袭，在14世纪末期更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承诺，称米兰公爵（dukeofmilan）。15世纪威斯康堤一家断嗣，他家一位私生女的丈夫史伏查（sforza）又接着为米兰公爵。1535年此城及所辖地区为西班牙吞并。西班牙治理米兰几近200年，终在国际战争中转割与奥地利。
热那亚与威尼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她也是一座海上的港口，人口也保持在10万左右，也以造船业和对外贸易著称。并且因为经营近东商业，和威尼斯长时间作对。她于1298年海战打败威尼斯，1380年又几乎大获全胜，舰队已经逼近威尼斯的海沼，直到最后威尼斯东巡的舰队回航，才将她打败，热那亚自此一蹶不振。
威尼斯由一个海沼与大陆悬隔，热那亚背海的部分则三面环山。后者的权贵多在大陆接置地产，因之热那亚的政治不能脱离意大利大陆上保皇党及亲教皇派的纠纷。拥有地产的贵族在城中竞争失败被放逐，纵避居林下，仍近在咫尺，也可以随时卷土重来。因此热那亚的政治经常不稳定。商业的政治力量需要农业势力扶植，政争时两方都向外界乞援，成为长期以来的习惯。1396年乞援于法国，兹后法国在此地派有总督，热那亚实际上失去了她独立的地位，再也不能在意大利或海上成为第一流的城市国家。
意大利历史向来以繁琐令人视为畏途，其中无数的末枝细节，无从一一缕列，也无法整理。可是从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立场，对其中的夹杂啰嗦却不难给予一个笼统的概说。当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在意大利初现时，和封建制度没有一个可以一刀两断的界限（但是我仍主张不用资本主义萌芽等字样，以免发生误解）。封建制度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威权粉碎、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和武士传统（详第一章），在前述佛罗伦萨和米兰的情形下，都可以被新兴的城市国家和同业公会相沿引用。不过封建制度发展的地盘在乡村，以农业为基础，新兴的工商业出现于大城市之间，以金钱为媒介而已。原来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权精神，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裨益。资本主义旨在存积资本，不能与利润分离，而利润的由来，则是各地区间经济条件的不平衡。地方分权，才能使各地区充分发挥他们个别的优势条件。所以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对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一方面讲，具备有利的背景。
可是城市国家像佛罗伦萨、米兰和热内亚不能摒弃封建制度中内在的因素，因她不能维持一个社会中各种事物都可以公平的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之原则。资本主义的商业体制，其功能通过金钱，使各种事物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manageable）。另一方面，封建制度里的从属关系不便押赎转卖，土地不能自由易手，其中的义务与特权尤不能按时价调整。布罗代尔曾说：“任何一个依古代结构组成的社会一开金钱使用之门，就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平衡。没有合适掌握着力量就会被放纵，新的交换方式对少数人有利，对其他人则否，使各种事物处于淆乱状态。”这些城市里起先出现君主专制（despotism），其次央请外强干涉，都是由于这种情形发生，内外的专制皇权以强硬手段使不能合理管理的事物勉强就范。
所以在这些城市国家内出现的新兴工业，虽有由“外放分工办法”转进到工厂制的趋势，其资本主义的体制不能算已成熟。马克思说及这些地区的“资本家生产方式”只“或断或续的出现”（详注[42]），不为无因。
给劳工低于生活费的工资，迫害劳工，值得有正义感的人士口诛笔伐，但是这种种不仁不义之事，只要它们没有使整个组织垮台，或其运动停滞，就不能算是初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致命伤。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理性的系统（rationalsystem），端在其能继续发展。在这需要的条件之下，不能没有国家法治的维持。意大利大陆上各城市国家的经验，则是无从产生一种政治体系，来继续培养资本主义之成长。米兰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政府组织抄袭西班牙的贵族型式，工业衰退，人口外移。在奥国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段时期，经济已有复兴的趋向。政府收入增加，于是将以前典卖承包与人的税收及产业赎回，资本家及商人得到大批现金回笼，但是这批资金多用于购买公债及土地，投资于国际贸易。城中虽有纺织及冶金的基础，却没有得到投资和扩张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形，布罗代尔特别指出，存积资本不仅是个数量上的问题，而且需要继续成长的机会和环境。
有了以上各种背景，使我们觉得研究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时，专门注重工业资本是不够的。即算考察得彻底，仍只成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回头再检阅威尼斯的情形。她既没有农业基础又缺乏雄厚的工业，反能保持在商业资本上不断的成长，而且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在内部造成有限制性的代议政治（parliamentarianis摸flimitedfranchise）（不过，用“议会”[parlamento]这个字称呼立法机构，始自米兰），都替以后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创设了新例。
检讨威尼斯的资本主义体制，我们还是从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性质的事业一体使用的三个原则（详第一章）比较容易着手。
在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时，威尼斯常不是各种方法与工具的首创者，但是她能使各种方法与技术适用于本身的环境。即如在银行业开始活动的时间和活动地区的范围上讲，威尼斯远不如佛罗伦萨，即较小的市镇如路卡和塞纳也较威城占先。可是威尼斯的资金用于本地的商业，不在外国做投资生意，尤其不借款与外国王室，在财政上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这种稳健政策也与威城外交政策相始终。迄至15世纪初年，威尼斯仍避免在大陆拓士，她只以各种方式保障商业道路的安全，向有关各国获得贸易的特权和最惠待遇，与她在海上发展的侵略性和积极性截然不同。
欧洲中世纪以来，国王私人对国家财政负责，一到紧要关头，需要押当珍宝首饰，向臣民借债又常有借无还，最妨碍信用之展开，威城无此种毛病。1171年因为准备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威尼斯曾向人民强迫借款，但是所欠15万银马克，代之以公债、证券得以买卖。1262年又将所有公债归并整理，对证券付年利5％，这利息虽低，但是百余年未曾间断。
威尼斯没有产生过巴底（bardi）、帕露齐（peruzzi）和麦迪奇式的银行家兼财阀。她的新式银行如黎多银行（bancodirialto）和信用通汇银行（bancogiroofvenice）出现时，已分别是1587年和1619年，比之银行界先进，已经算迟。其他小银行之产生，有如中国之钱庄，起先在黎多桥畔摆摊子，主要的业务不是放债，而是转账。银行家持有大型的账薄，主顾口头传示，将存款转拨给交易的账户，免于现款出进。照理主顾不能透支，银行不得记浮账，发空头借款，可是事实上如此圆通周转的情事经常有之。威尼斯的好处是地方小，重要批发商和银行家也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事能以非正式的办法对付。如果有人做得过分，只要法庭禁止他到黎多岛，就等于叫他歇业。
并且威尼斯的信用贷款不集中，更可以使私人借贷普遍展开。天主教不许高利贷的禁令，也可以用汇票规避，如果银行或钱铺将应该接受汇款的日期提前或推后，也可以同时将应付的数目减低或增高，次之则汇票可以买卖转让，因之也可以利用为一种短期贷款的工具，通常为120天。一般威尼斯的借款，年利20％，有风险的借款利息更高，但是由贷方承受风险。
合伙经商之称colleganza者开始最早，以后虽不重要，也没有完全断绝。其原则是各投资者将货物信托与一个随船旅行的经纪，此人也可能是船员，凡获利他都抽取14。一次的商运经常代表100以上的投资人，他们的股份可大可小。随船的经纪也可能在10个以上。富裕的商人，也可以同时投资于很多个如此的合同，于是足不出户，坐收多方辗转牟利之效。1255年威尼斯颁行的航海法规定，凡是商船总要有一个货主或其代表为全船首长。熟悉航海技术的船长反成为首长的大副。船上又有一个书记，带有公务人员的身份，对政府的商务委员会（consolideimer－canti）负责。他对船上货物有极详尽的记载，必要时能拿出作证，凡是船上有违例的情事，即使涉及船长也要提出报告。
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些组织也有不同的改革。以前合伙经商多是家人兄弟，通常一个驻屯海外，掌管近东埃及希腊和黑海间的买卖，一个留守在威尼斯。1300年后，商人已经无须随船来往，无亲属关系的人合伙经商的情形渐多，海外经纪也多用雇聘，或者以抽佣金报酬，或付固定的薪水。合伙经商组织似有限公司者，所订合同有时间限制，通常有效期为3年至5年。亦有组织一个集团包船或承包整个护航队的船舱，接受其他商客的运费者。威尼斯政府在一般情形下不支持独占，总希望商业的利益让全体公民均沾，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尤其是对方的外国已有政府专利，例如在埃及购买香料，或在亚魁来办棉花，威尼斯商人遵今必须组织经营的财团（cartels），集体和对方讲价钱。
复式簿记起先以为为威尼斯首创，现在看来热那亚出现更早。但是威尼斯商人作了很多改进，如用阿拉伯字记账，将借方列在左端，贷方列在右端互相平行的格式。14世纪威尼斯已经开始有海上保险，并及于船货。大概十字军东征之后，朝圣的船只经常带信，威尼斯与各地商业消息之来往已无问题。14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又经常得到大批关于海外贸易的消息与价格。大概在15世纪之初，威城与西欧国家密切接触之后，参议院每月派一个邮差由陆路传送公文，商人也可以付费托带信件。
威尼斯参议院有监督造船厂工作之职权，即使船只在厂外建造的，也规定它们的尺寸，因为有时候政府需要出价收买。在多数情形下，参议院组织商船护航队。各船出航入港有一定的季节。护航队的海军提督由统领会同四十人委员会委派。因为其中有些商船尚为政府所有（货舱则已租赁与一般商人），所有船上的划桨手又战时即参加战斗，所以商船队与海军船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1300年前后威尼斯的造船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有杆之船尾舵代替了舷舵，蜈蚣船上的划桨手，三人成为一个小单位，行动较前更为便利。威尼斯的护航队，一般官有民用，开始进出于英伦海峡，往来于伦敦、南开普顿和布鲁兹（bruges）等处。这些船只带来生丝、棉花、樟脑、硼砂、麝香、食糖等物，而从西欧运回地中海则为羊毛、皮革、锡、白蜡、钵碟、纺织品、黄铜器等等。史料显示，从北欧到南欧，水运费用和陆运费用的比较，是1：20，可以想见这种航行利润之富，不过后来受英法百年战争的扰乱而长期停顿。
威尼斯对其公民的管制可算严格，可是其种种规定无一不是替她的商业繁荣和前途着想。和其他政治组织比较，她制度里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能算浓厚。这也就是说，她不以创造程序、注重形式、满足官僚自尊心为目的。参议院以下各种执行机构，大部分以委员会主持，也有很多政府方面的律师从中协助解答各种问题。
威尼斯的民法和航海法是狄波罗（giaco摸tiepolo）为统领时，在13世纪前期编纂的，后来根据商业习惯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又经过多次修正。从时间上看，这创始仍在很多意大利大小城市之后。
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溯源于罗马法，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由于在意大利大小城市中经过实际的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地的习惯法，又透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法律对树立现代商业的信用制度有极大贡献。汇票、提货单和信用状能够协商、转让、流通，在法律面前生效，已经用不着说了。像“海损”（averagingloss）“海难救助之求酬权”（salvageclaims）“以船作抵押的借款”（波ttomry，借方承担船的海上损失）和“船货一起抵押的借款”（respondentia）等等条例，迟至17世纪在英国仍认为是“神秘”可是在意大利已经通行好几百年了。这后面几项措施在12世纪以来即成为“间接保险”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先计算损失，对于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互相活用。皮永恩说欧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欧罗曼司语言国家的功劳，看样子也是在意大利构造成功之后，才传到法国的香槟省。
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structuralcoherence）。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可以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calculablelegalsystem）。虽说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底要与社会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型国家，要树立一个类似的体系之艰难了。
我们纵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较，去衡量威尼斯对信用制度所作技术上贡献之程度，其成为此间中流砥柱，应毋庸置疑。因为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设备如此之完善。威城被称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见于官方记录。接受商业诉讼之法庭为curiadipetizion。即是外来的商人与本地人订有合同，发生争执，也可以提交此商业法庭判断。律师由官方指派，但是当事人自雇律师的也各听其便，所有账簿和通讯都可以传送到法庭核阅。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则享有治外法权。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15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年150万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3.55格兰姆，近于18盎司）之数。以现代的价值计，约近于美金8500万元。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间。明朝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虽然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达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关于威尼斯之衰亡，历史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传统的解释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经过好望角，兹后截断红海间制肉香料的交通，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也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过于简化事实的说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贸易并没有因这两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也没有完全截断红海间的来往。16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商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局面，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只有增加，没有减退。中欧的矿产也增加生产，通过威尼斯去换取东南的物资。威城的银行也替北欧及意大利各城市转账。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现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兰。
还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应当于1400年之后在大陆拓地，陆上的发展就是海上的撤退，顾西则不能顾东。还有作家认为亚德里亚海岸的森林砍伐过度，影响以后威尼斯的造船业。也有人认为威尼斯不应当让雇佣军作战。16世纪之后威尼斯的工业虽有片面的发展，其主权则在外国人手里，威尼斯则因公债和军费累积过多，文艺复兴期间，大量资金用于建筑，没有在产业上投资。也还有人责备威尼斯不能远瞻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改变的局面，没有用她的力量作未来统一意大利的打算。
这些情形都有所称叙的理由，也代表见作历史，必有个别的见解。但是我们今日在20世纪的末期，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阅威城发展之经过，以考察资本主义的形成重心，则认为关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观念解释。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内部和谐，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结构简单，所以她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将10多万人的财产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结成一个罗网，将公私各部门一并笼罩，于是私人资本能继续增积，政府也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经理，在这种情形下，威尼斯完成资本主义制度。
可是她的特殊优势，用不着等到1500年，即在1400年前后，已发挥尽致。以后纵能扩展疆域，即使富庶的程度仍能在数目字上增进，又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有过实质上的贡献，威尼斯的想象力、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这些因素，为有些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都已经历过最高峰时代的改变，是其衰落的主因。昔日人口少，商法即民法，海军与商业舰队不分，转口的利润超过制造，在新世界里或不适用，或陷于不利。很多新兴国家赶上时代，今昔之不同越加显然。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威尼斯成为东西之间的枢纽。可是在远洋探险的时代，她即被东西的新兴海上势力所阻塞。纵使16世纪和17世纪间常仍有片面的繁荣，也还是由于其他海上国家有了特别的发展，暂时将红海与直布罗陀间的一段事业搁置，并非长久的趋势。很显然的，1571年西欧天主教的联合舰队在勒潘托（lepanto，希腊西部）打败土耳其舰队，威尼斯虽然参加，已不能采取领导的地位，她的船只也分割配置于各分队。这和几个世纪之前称霸地中海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威尼斯不积极开拓远洋，在科技上突破环境？16世纪的造船业又有了继续的改进，勒潘托海战已有火器出现（虽然战事仍由白刃决定），威尼斯尚是发明戴眼镜的地方和出版业的中心。如果这些条件与她的财富结合起来，发为一种积极的运动，威尼斯似乎应当能突破环境，继续为西方文化的杰出城市，在文治和武功上站在历史的前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如此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为众所公认的完美解答。只是提出类似的问题时，我们即逼近于地缘政治内对付同一问题，各地区必会呈现不同之效率或无效率（comparativeefficiencyordeficiency）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并不是威尼斯必不能如此，而是其他国家以远洋为近邻，又有更多人力和资源，必定要较一个人口只10多万，蹙居于堂奥里的城市容易做得成功。威尼斯失去行动自由之后，她的保守性格愈为明显。我们的目的，在研究资本主义之展开，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并非前述三个技术上的条件逆转，而是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维持其所创造的一种运动。除此之外，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之下发生。所以我们叙述威尼斯的情形，就此结束。下面两章介绍资本主义在荷兰和英国展开的经过，当中也不乏这些国家打破现状创造新局面的经验。
也仍能经商致富，超过金谱有名的人士。以后少数的贵族，有些沦落到极为穷困，目不识丁，靠救济金生活。亦间有平民也被升迁为贵族。例如1381年威尼斯击败热那亚来犯之后，有平民30家包括一些小商人和工匠因军功升为贵族。
大会议人数太多，不能主持经常性的事务，于是授权于参议院（senate）及四十人委员会（councilofforty）。这两个机构有司法及立法权，有时也合并开会，四十人委员会对刑事案件有复审权，有时像最高法院，有时又起草重要的法案，也像一个委员会。此外统领也有统领委员会，似同内阁。前述的十人委员会，则完全是一个公安机构，所辖如国家保密局。不过威尼斯1000多年的历史内，这些机构的性质常有变动，并且很多政治上的问题以幕后征集意见解决。各种临时委员会（zonta）也多得不可胜数，如判决华立罗死刑之法庭，即系一个临时委员会。通常一个带活动性的政客，同时兼摄好几处的职务，如海军高级将领也出席参议院的会议，舰队的司令官则由统领和四十人委员会的头目商询后委派。总之各种任务互相牵连重叠，没有一个机构能独行其是。一般各机构的任职为一年，连选得连任，被选人一定要服务，不许推辞。
以今日看来，我们可以觉得威尼斯的体制，让人口内6％至7％的贵族去垄断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无乃专制之甚。可是这在中世纪即算役有十分的民主，也已算开明。因为全民自治事实上不可想象。在几个小岛上，以一两千人主持国政，也包括了大致上应该缕列的人物。欧洲在中世纪趋向近代时，占有土地之贵族（landednobility）和新兴的绅商常发生冲突。威尼斯没有封建的传统，也不设陆军，在大陆上作战通常以雇佣军（condottieri）为之，抽税则以间接税（如关税、货物转口税、食盐公卖等）为主。在这种条件之下，避免了上述的冲突，即在15世纪之后，在大陆上拥有相当多的领土，威城人士经营的农场仍只以收入为主，其财富不特别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势力。
威尼斯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她不受教皇约束，是另外一种独特的现象。威城有60个到70个教区，每个教区的神父由区内房产所有人推举，然后由主教任命。主教及其他高级的僧侣，由参议院提名后由统领通知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自推候选人。威尼斯有她的圣主（patronsaint），此人即是圣马可，其意义有如中国之城隍。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与统领之官邸毗连，等于统领的附属教堂。于是全城的宗教事宜也带有独立的气派，一般僧侣受贵族监视，有如各种文官组织。于是引起一位现代学者说：“威尼斯之处置教会事宜，好像罗马简直就不存在。”
当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廷长期斗争之际，威尼斯能够在两方之间左右逢源，由来已久。1177年她曾以和事佬的身份邀请神圣罗马皇帝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城中会面。中世纪以来，教廷与各处侯王及国王冲突时，教皇执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即是“开除教籍”此处分加于国家首领及于全国全城。当施行时，对被处分者之从属关系及所作誓辞与契约及义务，一律取消无效。天主教的神父也不得为他们主持养生送死的仪式。凡婚姻关系遗产转让等之受教规决定者，也失去凭籍。被开除教籍的人旅行于异域，即可以被本地人拘捕，他们的船只和货物也可以听由掠取没收。历史上有名的事例，曾牵涉到神圣罗马帝国之亨利四世及英王约翰，均在这种处分下不得已向教廷屈服。威尼斯受开除教籍的处分不只一次，前已述及。1308年威城干涉费瓦瓦（ferrara）王子之继承，而后者是教廷利益所在，因此被开除教籍。一时费瓦瓦附近的城镇联合抵抗威尼斯。威城不支，最后向教皇道歉赔款了事。但是如此事情只产生外界的困难，没有引发内部真正的危机，也仍归功于威尼斯之有力管制域内长老僧侣。
自12世纪以来，在今日德国境内之王室贵族，分为两个党派，其影响所及也波及于意大利。保皇党（ghibellines）支持神圣罗马帝国之中央集权，其幕后多为各地之大地主及有历史地位的贵族。亲教廷派（guelphs）多数赞成本地公民自治，通常代表新兴之社会经济势力（32）。这种争执酝酿至13及14世纪，使无数的意大利城市陷于分裂的局面，而威尼斯始终没有介入，这也仍是由于此地地主型的贵族不足构成独特的政治势力，而宗教方面之人员都已归并于城市中薪水阶级之故。
威尼斯之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大部分由于商业资本垄断了政府的功能，有如“提供资本的人操纵了工业的很多部门，而主要提供资本的人则是经商的贵族”而这体制，也是由于此城市特殊环境及特别机缘而产生。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诸清教徒，宋巴特谓之出诸犹太教（详第一章），与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说到宗教，我们还可以提出自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对于“高利贷”（usury）有极广泛的解释，甚至一般的贷款收息，也属于usury，不仅禁之于僧侣，也及于一般信徒。威尼斯首先不顾这种禁例，后来教堂的申饬比较严格，威城表面服从，也颁布了一些防制高利贷的法令，实际则留下技术上的漏洞，放贷收息进行如故。
这城市国家的人民，曾被称为“文艺复兴期间最唯利是图、顶贪婪而特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民”不论其公平与否，只是这种气氛与其追究于任何宗派，不如说是人类的共通性格。通过一种特殊的机缘，才表现发挥无余，也更显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威尼斯的犹太人，划住在大陆的禁区，只准业医，他们放贷给一般市民，禁不胜禁，这城市国家对付他们也有左右不定的形势。有时候让他们来岛上居住，过一时候又全部驱逐。后来又让他们来城中，更定下规则，每次逗留不过15天，胸前要缝缀黄色的圆圈，而且他们不得在岛上置地产开学校。所以犹太人纵在不同的时间内给了这城市不同的影响，却始终无法取得主动的地位。威尼斯社会上的商业性格，还是要追究于本身的历史与地理。
只是其社会的上层已有清一色的形态，而且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又和他们的经理能力互为表里，其管制下层的条件也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在此条件下，她处于海沼之特殊地位仍属重要，否则即不能确切的掌握人口。这城市曾经历传染病严重的灾害，1348年全城约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以后经移民填补，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大陆。这些移民既为威城的工资吸引而来，初来时一定小心翼翼的希望被接受，就没有蠢动生事的趋向与动机了。
威城本身没有农业人口，这城市里的工业生产也比较简单。除了造船之外，她不能算作一座重要的工业中心。她出口的毛织品大部分来自西欧及意大利之路卡（lucca）及米兰。16世纪之后她的纺织业曾一度抬头，以漂染丝织品为盛，其生产方式大部分依赖“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system），经理人将工作分派于海沼内外及大陆边缘各地，并无集中之工厂。其他如玻璃、镜子、肥皂、金属装饰品之制造，当日半属奢侈品，也无从大量的生产。造船和制币用人较多，则经过政府人员密切的监视。
各种作业，另有他们的同业公会。威尼斯一共有百余家同业公会。同业公会除了维持制造的标准，厘定学徒的经历出身外，还有周济本行孤寡穷困的义务，会长由同业推举，并向政府特派的三位法官负责。威尼斯最大的行业是海员，但是海员不许组织公会。此外我们认为是自由职业者（profes－sionals），如律师及公证人（notaries），也没有公会。对外贸易的商人更无需组织公会，因为整个威尼斯的政府就像他们的一个大公会。
威尼斯被历史家一致认为效率高、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内部的结构，自然而然的近于一元化。商业并没有被少数人全部把持，平民仍可参与。即匠工寡妇，稍有储蓄，也可以参加股份（colleganza）的投资。此城市行征兵制。征兵的方法为预先将壮龄男子组成12人的集团，各人派有自1至12的次序，有需要时按次序征召入伍。但是征兵不作陆战之用（陆战用雇佣兵，前已提及），而全部用于海军。在长期间内，威尼斯又常采取战时体制，商船组织护航队，有些尚为政府所有，因此商业舰队与海军之间，出入甚微。总之，他们的活动即为全城安全与生计之所在。这些条件都足以养成上下人心团结。专政的贵族，既没有留给一般平民必须生事造反之动机，又能确切的管制各公会，因之能造成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但是这方面的成功不能掩饰威城强调特务政治的缺点。密探活动频繁，对劳工谋反的处置过度的严厉。也不能掩饰她的强硬对外政策引起反感的另二缺点，局势不利的时候，便使自己陷于困窘。而特别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之下，统治阶级猜疑满腹，也就在这种时期之中，可能发生华立罗事件之类疑案与阴谋。
从上面的缕叙看来，我们认为威尼斯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已经不容疑义。可是这种论断，仍不能推翻当前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是19世纪创用的名词，我们将之施用于13世纪和14世纪的局面上去，是否在一出一进之间，还没有把疑难之处解释得很清楚，却又产生了新的疑难和误解？
这也就是缕叙至此，我们还不能决定何者是资本主义的共通性格，何者则是威尼斯岛国特殊的情形。除非将其他带有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或其代表作过一番类似详尽的缕叙，我们无法用归纳法将以往的事迹归并于现用名词之下，使之解答现有问题。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意大利，可以算为多数的学者和作家所公认。以威尼斯作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因为她的记录最详尽，局势最显然，发展不仅不遭挫折而且历时最长久。至于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情形也应该有一两段的概述，才能使读者相信威尼斯的发展已经一马当先，在初期资本主义形成时，确是个中翘楚。
先说佛罗伦萨（florence）：这城市跨越亚诺（arno）河上，曾先后被日耳曼民族和拜占庭帝国占领，在12世纪成为一座自治的市镇。此间商人力量之雄厚，早有历史根据。有些历史家相信最早的同业公会可能远在1100年或稍后的期间已开始活动，虽说现存文献只能推证到1182年。佛罗伦萨以纺织业和银行业著名。这城市起先输入英国及法兰德斯（flanders，比利时及法国荷兰之一部分）之毛织品，加工染色之后卖出，以后径自输入羊毛，自织自造。在14世纪初期，年产毛布80000匹，雇用劳工30000人，是世界上最大工业中心之一。佛罗伦萨的银行业与路卡及塞纳（siena）齐名。他们一部分的业务，是将各国的基督教徒什一捐汇给教会。其实各地早有包税人（taxfarmers）包办，银行家接收他们的汇款后并不直接缴解。如英国各寺院的承包人，各银行即通过他们大批收买羊毛，再转送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或意大利本国发卖。银行之总行则先垫款与教廷销账。于是出进之间获收大利。佛罗伦萨的银行以高利贷著名。普通借款年利30％至40％，有特别风险之利息可至每年266％，所以也有借款倒账，银行关闭影响全城生计之事情。
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由德国传入意大利，也使佛罗伦萨大受影响。1282年亲教皇派得势，立刻引起城中7个高级同业公会专政。这7个公会有两个代表毛织业（一个主持进口昵织品之加工，一个主持本地之织造），一个主持丝织品，一个主持银行业，一个主持医药及制肉香料之进口，一个代表法庭之裁判官及公证人，一个主持皮货之贩卖。其中前4个同业公会最为重要，他们挟有雄厚的资本，重要的公会，有私人组织的军队护送商业交往，在沿途设有栈居，能与外国当局协定关税，解决彼此争执，也备有法庭法警和监狱。
原来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所谓保皇党代表乡镇封建制度里遗下的贵族（欧洲的封建制度本来就是一种农业社会的组织），亲教皇派代表城市中的重要绅商，此为一种粗枝大叶的解释，实际情形各时各地不同。佛罗伦萨在遭日耳曼民族和希腊的拜占庭帝国进攻后，神圣罗马帝国及教皇企图掌握这地方，两方都从封建制度的组织着手。当日风气败坏，主要的僧侣都私自成婚生子，于是也可能在各处拥有地产，遗传子孙。城市中的贵族则也多在封建制度之下获得不同的附属位置，所以也不算是白手起家。他们力量充实之后，就强迫近郊的骑士在城中备置房舍，最低限度一年之内，必有一部分时间居住于城市之内。这种低级贵族与城中绅商通婚的情形相当多。况且意大利人的家族都用大公司（corporation）的原则组成。有势力之豪族则在城中建立高塔，俯视下面的房舍。于是一段街市成为一座特别的塔垒社区（towerassociation）。
1282年佛罗伦萨人口有45000。过去同业公会的情形很少提及，我们只知道她于西元1000年前后，随着沿海城市如比萨及路卡发展商业，只因为据在亚诺河中游，又是陆路上的南北孔道，所以不久即成为工业中心。如果她的社会组织也算是资本主义体制，则此种体制也和封建制度结下不解缘，绅商与贵族不分。她的同业公会力量最充裕时，代表着“工业资本主义最紧张也最无忌惮的形式”他们派出大批探员，对少数与他们作对的劳工，动辄拘捕，轻则不发工资、不给工作，稍重则放逐。而且工人常被这些公会私自鞭笞，甚至被砍手和丧失生命，这时候政府对各公会的处置则一味支持。
这7个高级同业公会觉得他们过于孤立，以后也曾邀请5个中级同业公会及其余的9个下级同业参加政府。其实这中下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他们都是小商店的老板，和工匠自己经营业务的小门户，包括屠户、泥水匠、面包烤户等等。有时候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即对大多数纺织劳工，刻毒超过高级同业公会，并且他们自己蒙高级同业公会的青睐，也不便辜负他们的好意。参加政府的方式，通常只有象征的意义。佛罗伦萨的政府由几个市政代表叫做prior的主持，中下级公会可以好几个合推一个市政代表，或者轮流交接一个市政代表的职位。这些中下级的公会也参加市区里的民兵。佛罗伦萨的民兵组织为20个连。每个连有它一定的地区，各有不同的旗帜，后面都由同业公会主持。无产阶级则不准组织公会。凡是10个以上的工人集会就算违法。1345年，已经算是佛罗伦萨的民主时代（详下段），有一个纺织工人叫做白兰定尼（cintobrandini）的企图组织工会，半夜从床上被抓出来，虽然激起同行工人罢工，此人终被判吊刑，不久绞死。
资产阶级纵掌握全局，他们自己也不能和衷共济。读者务必明了佛罗伦萨之公会，所辖并非个人的会员，而是很多小单位。从这些小单位里又影响到很多家族间的恩怨。1301年后这城市里的亲教皇派又分成“黑”“白”两系，而且两方都从甘塞利黎（cancellieri）的家族中首先出现，很少人能了解黑白争执的原委，只知牵涉极为广泛，甚至同一家庭之内兄弟也为之生隙。
从西元1343年到1382年约40年的时间，佛罗伦萨进入一段称为“民主化”的时期。原因是佛罗伦萨的银行借贷给英国国王，被爱德华三世赖债，引起经济危机，同时黑死病使城中人口减少一半以上，使得民意有了一段伸张的机会。但出头者仍是小资产阶级。城中的9个市政代表，高级公会只占2个，中级公会倒占了3个，下级公会也占了3个，其他一个则在三个等级里轮流充派。1378年佛罗伦萨城发生前所未有的市民运动，工人示威，政府为之垮台，以前不许组织公会之无产者，至此又组织了3个公会，将佛罗伦萨长期历史上的21个公会扩充为24个。他们并且对市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提出了很多过激的要求。这城市里的高层人士，也虚与周旋。直到下层民众的组织者以为目的已达而开始松懈时，资产阶级才开始全面反攻，以后反革命的潮流继续扩张，1378年的群众领袖被囚禁放逐，有些也被判死刑。三年之后，连原本已有的民主化也被反革命的势力淹没无余，佛罗伦萨恢复以前资本家专政的形态。
叙述如是之事迹时，历史家曾说佛罗伦萨是一个“政治上的试验管”她经体验过“贵族主政、暴权政治、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有限制与无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专政、沙弗那罗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终至于麦迪奇（medici）的独裁”
沙弗那罗拉是15世纪末期的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一面攻击教皇及佛罗伦萨上级人士的靡烂生活，一方面以预言和自创的奇迹吸引下层民众，一时整个城市被他领导，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主导者。不过他对信徒的要求过于严格，由于群众对他的激情支援不能持久，最后于1498年为他的政敌所乘，被控倡导邪说，受绞刑后尸体焚毁。
麦迪奇一家也是由银行业致富，他们在16世纪提倡自由主义，不明显地控制政府内任何固定的位置，只是用他们的财力和权势操纵佛罗伦萨的政治。在他们领导之下，佛罗伦萨的领域大为扩张，1569年后称突斯坎大公国（grandduchyoftus-cany），麦迪奇其家人相继为大公爵。
米兰有很多地方与佛罗伦萨相似，也是纺织中心，所出锦缎及天鹅绒，驰名内外，也是国际贸易来往的孔道，与附近农业地域毗连，也是冶铁和制造兵器的重镇，因此受大陆政治的影响也愈浓厚。前述城中筑塔，公会与贵族相通的情形也发生于米兰。12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传遍于意大利北部，不仅城市如此，即乡镇与村庄也纷纷出面组织类似地方自治的机构。米兰则因为利害冲突，出兵吞并邻近的地方，引起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干涉。1162年腓特烈围城9个月，攻陷米兰，将全城纵火焚毁。这城市重建之后又经过12世纪之后半期，及13世纪之前半期继续抵抗腓特烈二世，才真正取得独立的地位，同时成为北意大利许多市镇之盟主。
米兰的小商人及工匠以地下组织的方式构成一种宗教式的会社，在13世纪开始露面，渐有能力推举城内的重要官吏，后来被少数贵族支持，成为亲教皇派。和他们相抗的，大概以低级贵族和大商人为主体，受城中大主教的支持，成为保皇党。其中情节之复杂，虽专家不敢作确切的论断。只是政争结果，保皇党获胜。曾任大主教之威斯康堤（visconti）一家即以此为本钱，起先取得米兰主政的地位，其次将之固定于家内世袭，在14世纪末期更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承诺，称米兰公爵（dukeofmilan）。15世纪威斯康堤一家断嗣，他家一位私生女的丈夫史伏查（sforza）又接着为米兰公爵。1535年此城及所辖地区为西班牙吞并。西班牙治理米兰几近200年，终在国际战争中转割与奥地利。
热那亚与威尼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她也是一座海上的港口，人口也保持在10万左右，也以造船业和对外贸易著称。并且因为经营近东商业，和威尼斯长时间作对。她于1298年海战打败威尼斯，1380年又几乎大获全胜，舰队已经逼近威尼斯的海沼，直到最后威尼斯东巡的舰队回航，才将她打败，热那亚自此一蹶不振。
威尼斯由一个海沼与大陆悬隔，热那亚背海的部分则三面环山。后者的权贵多在大陆接置地产，因之热那亚的政治不能脱离意大利大陆上保皇党及亲教皇派的纠纷。拥有地产的贵族在城中竞争失败被放逐，纵避居林下，仍近在咫尺，也可以随时卷土重来。因此热那亚的政治经常不稳定。商业的政治力量需要农业势力扶植，政争时两方都向外界乞援，成为长期以来的习惯。1396年乞援于法国，兹后法国在此地派有总督，热那亚实际上失去了她独立的地位，再也不能在意大利或海上成为第一流的城市国家。
意大利历史向来以繁琐令人视为畏途，其中无数的末枝细节，无从一一缕列，也无法整理。可是从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立场，对其中的夹杂啰嗦却不难给予一个笼统的概说。当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在意大利初现时，和封建制度没有一个可以一刀两断的界限（但是我仍主张不用资本主义萌芽等字样，以免发生误解）。封建制度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威权粉碎、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和武士传统（详第一章），在前述佛罗伦萨和米兰的情形下，都可以被新兴的城市国家和同业公会相沿引用。不过封建制度发展的地盘在乡村，以农业为基础，新兴的工商业出现于大城市之间，以金钱为媒介而已。原来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权精神，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裨益。资本主义旨在存积资本，不能与利润分离，而利润的由来，则是各地区间经济条件的不平衡。地方分权，才能使各地区充分发挥他们个别的优势条件。所以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对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一方面讲，具备有利的背景。
可是城市国家像佛罗伦萨、米兰和热内亚不能摒弃封建制度中内在的因素，因她不能维持一个社会中各种事物都可以公平的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之原则。资本主义的商业体制，其功能通过金钱，使各种事物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manageable）。另一方面，封建制度里的从属关系不便押赎转卖，土地不能自由易手，其中的义务与特权尤不能按时价调整。布罗代尔曾说：“任何一个依古代结构组成的社会一开金钱使用之门，就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平衡。没有合适掌握着力量就会被放纵，新的交换方式对少数人有利，对其他人则否，使各种事物处于淆乱状态。”这些城市里起先出现君主专制（despotism），其次央请外强干涉，都是由于这种情形发生，内外的专制皇权以强硬手段使不能合理管理的事物勉强就范。
所以在这些城市国家内出现的新兴工业，虽有由“外放分工办法”转进到工厂制的趋势，其资本主义的体制不能算已成熟。马克思说及这些地区的“资本家生产方式”只“或断或续的出现”（详注[42]），不为无因。
给劳工低于生活费的工资，迫害劳工，值得有正义感的人士口诛笔伐，但是这种种不仁不义之事，只要它们没有使整个组织垮台，或其运动停滞，就不能算是初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致命伤。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理性的系统（rationalsystem），端在其能继续发展。在这需要的条件之下，不能没有国家法治的维持。意大利大陆上各城市国家的经验，则是无从产生一种政治体系，来继续培养资本主义之成长。米兰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政府组织抄袭西班牙的贵族型式，工业衰退，人口外移。在奥国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段时期，经济已有复兴的趋向。政府收入增加，于是将以前典卖承包与人的税收及产业赎回，资本家及商人得到大批现金回笼，但是这批资金多用于购买公债及土地，投资于国际贸易。城中虽有纺织及冶金的基础，却没有得到投资和扩张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形，布罗代尔特别指出，存积资本不仅是个数量上的问题，而且需要继续成长的机会和环境。
有了以上各种背景，使我们觉得研究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时，专门注重工业资本是不够的。即算考察得彻底，仍只成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回头再检阅威尼斯的情形。她既没有农业基础又缺乏雄厚的工业，反能保持在商业资本上不断的成长，而且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在内部造成有限制性的代议政治（parliamentarianis摸flimitedfranchise）（不过，用“议会”[parlamento]这个字称呼立法机构，始自米兰），都替以后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创设了新例。
检讨威尼斯的资本主义体制，我们还是从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性质的事业一体使用的三个原则（详第一章）比较容易着手。
在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时，威尼斯常不是各种方法与工具的首创者，但是她能使各种方法与技术适用于本身的环境。即如在银行业开始活动的时间和活动地区的范围上讲，威尼斯远不如佛罗伦萨，即较小的市镇如路卡和塞纳也较威城占先。可是威尼斯的资金用于本地的商业，不在外国做投资生意，尤其不借款与外国王室，在财政上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这种稳健政策也与威城外交政策相始终。迄至15世纪初年，威尼斯仍避免在大陆拓士，她只以各种方式保障商业道路的安全，向有关各国获得贸易的特权和最惠待遇，与她在海上发展的侵略性和积极性截然不同。
欧洲中世纪以来，国王私人对国家财政负责，一到紧要关头，需要押当珍宝首饰，向臣民借债又常有借无还，最妨碍信用之展开，威城无此种毛病。1171年因为准备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威尼斯曾向人民强迫借款，但是所欠15万银马克，代之以公债、证券得以买卖。1262年又将所有公债归并整理，对证券付年利5％，这利息虽低，但是百余年未曾间断。
威尼斯没有产生过巴底（bardi）、帕露齐（peruzzi）和麦迪奇式的银行家兼财阀。她的新式银行如黎多银行（bancodirialto）和信用通汇银行（bancogiroofvenice）出现时，已分别是1587年和1619年，比之银行界先进，已经算迟。其他小银行之产生，有如中国之钱庄，起先在黎多桥畔摆摊子，主要的业务不是放债，而是转账。银行家持有大型的账薄，主顾口头传示，将存款转拨给交易的账户，免于现款出进。照理主顾不能透支，银行不得记浮账，发空头借款，可是事实上如此圆通周转的情事经常有之。威尼斯的好处是地方小，重要批发商和银行家也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事能以非正式的办法对付。如果有人做得过分，只要法庭禁止他到黎多岛，就等于叫他歇业。
并且威尼斯的信用贷款不集中，更可以使私人借贷普遍展开。天主教不许高利贷的禁令，也可以用汇票规避，如果银行或钱铺将应该接受汇款的日期提前或推后，也可以同时将应付的数目减低或增高，次之则汇票可以买卖转让，因之也可以利用为一种短期贷款的工具，通常为120天。一般威尼斯的借款，年利20％，有风险的借款利息更高，但是由贷方承受风险。
合伙经商之称colleganza者开始最早，以后虽不重要，也没有完全断绝。其原则是各投资者将货物信托与一个随船旅行的经纪，此人也可能是船员，凡获利他都抽取14。一次的商运经常代表100以上的投资人，他们的股份可大可小。随船的经纪也可能在10个以上。富裕的商人，也可以同时投资于很多个如此的合同，于是足不出户，坐收多方辗转牟利之效。1255年威尼斯颁行的航海法规定，凡是商船总要有一个货主或其代表为全船首长。熟悉航海技术的船长反成为首长的大副。船上又有一个书记，带有公务人员的身份，对政府的商务委员会（consolideimer－canti）负责。他对船上货物有极详尽的记载，必要时能拿出作证，凡是船上有违例的情事，即使涉及船长也要提出报告。
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些组织也有不同的改革。以前合伙经商多是家人兄弟，通常一个驻屯海外，掌管近东埃及希腊和黑海间的买卖，一个留守在威尼斯。1300年后，商人已经无须随船来往，无亲属关系的人合伙经商的情形渐多，海外经纪也多用雇聘，或者以抽佣金报酬，或付固定的薪水。合伙经商组织似有限公司者，所订合同有时间限制，通常有效期为3年至5年。亦有组织一个集团包船或承包整个护航队的船舱，接受其他商客的运费者。威尼斯政府在一般情形下不支持独占，总希望商业的利益让全体公民均沾，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尤其是对方的外国已有政府专利，例如在埃及购买香料，或在亚魁来办棉花，威尼斯商人遵今必须组织经营的财团（cartels），集体和对方讲价钱。
复式簿记起先以为为威尼斯首创，现在看来热那亚出现更早。但是威尼斯商人作了很多改进，如用阿拉伯字记账，将借方列在左端，贷方列在右端互相平行的格式。14世纪威尼斯已经开始有海上保险，并及于船货。大概十字军东征之后，朝圣的船只经常带信，威尼斯与各地商业消息之来往已无问题。14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又经常得到大批关于海外贸易的消息与价格。大概在15世纪之初，威城与西欧国家密切接触之后，参议院每月派一个邮差由陆路传送公文，商人也可以付费托带信件。
威尼斯参议院有监督造船厂工作之职权，即使船只在厂外建造的，也规定它们的尺寸，因为有时候政府需要出价收买。在多数情形下，参议院组织商船护航队。各船出航入港有一定的季节。护航队的海军提督由统领会同四十人委员会委派。因为其中有些商船尚为政府所有（货舱则已租赁与一般商人），所有船上的划桨手又战时即参加战斗，所以商船队与海军船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1300年前后威尼斯的造船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有杆之船尾舵代替了舷舵，蜈蚣船上的划桨手，三人成为一个小单位，行动较前更为便利。威尼斯的护航队，一般官有民用，开始进出于英伦海峡，往来于伦敦、南开普顿和布鲁兹（bruges）等处。这些船只带来生丝、棉花、樟脑、硼砂、麝香、食糖等物，而从西欧运回地中海则为羊毛、皮革、锡、白蜡、钵碟、纺织品、黄铜器等等。史料显示，从北欧到南欧，水运费用和陆运费用的比较，是1：20，可以想见这种航行利润之富，不过后来受英法百年战争的扰乱而长期停顿。
威尼斯对其公民的管制可算严格，可是其种种规定无一不是替她的商业繁荣和前途着想。和其他政治组织比较，她制度里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能算浓厚。这也就是说，她不以创造程序、注重形式、满足官僚自尊心为目的。参议院以下各种执行机构，大部分以委员会主持，也有很多政府方面的律师从中协助解答各种问题。
威尼斯的民法和航海法是狄波罗（giaco摸tiepolo）为统领时，在13世纪前期编纂的，后来根据商业习惯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又经过多次修正。从时间上看，这创始仍在很多意大利大小城市之后。
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溯源于罗马法，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由于在意大利大小城市中经过实际的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地的习惯法，又透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法律对树立现代商业的信用制度有极大贡献。汇票、提货单和信用状能够协商、转让、流通，在法律面前生效，已经用不着说了。像“海损”（averagingloss）“海难救助之求酬权”（salvageclaims）“以船作抵押的借款”（波ttomry，借方承担船的海上损失）和“船货一起抵押的借款”（respondentia）等等条例，迟至17世纪在英国仍认为是“神秘”可是在意大利已经通行好几百年了。这后面几项措施在12世纪以来即成为“间接保险”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先计算损失，对于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互相活用。皮永恩说欧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欧罗曼司语言国家的功劳，看样子也是在意大利构造成功之后，才传到法国的香槟省。
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structuralcoherence）。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可以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calculablelegalsystem）。虽说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底要与社会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型国家，要树立一个类似的体系之艰难了。
我们纵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较，去衡量威尼斯对信用制度所作技术上贡献之程度，其成为此间中流砥柱，应毋庸置疑。因为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设备如此之完善。威城被称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见于官方记录。接受商业诉讼之法庭为curiadipetizion。即是外来的商人与本地人订有合同，发生争执，也可以提交此商业法庭判断。律师由官方指派，但是当事人自雇律师的也各听其便，所有账簿和通讯都可以传送到法庭核阅。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则享有治外法权。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15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年150万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3.55格兰姆，近于18盎司）之数。以现代的价值计，约近于美金8500万元。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间。明朝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虽然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达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关于威尼斯之衰亡，历史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传统的解释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经过好望角，兹后截断红海间制肉香料的交通，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也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过于简化事实的说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贸易并没有因这两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也没有完全截断红海间的来往。16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商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局面，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只有增加，没有减退。中欧的矿产也增加生产，通过威尼斯去换取东南的物资。威城的银行也替北欧及意大利各城市转账。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现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兰。
还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应当于1400年之后在大陆拓地，陆上的发展就是海上的撤退，顾西则不能顾东。还有作家认为亚德里亚海岸的森林砍伐过度，影响以后威尼斯的造船业。也有人认为威尼斯不应当让雇佣军作战。16世纪之后威尼斯的工业虽有片面的发展，其主权则在外国人手里，威尼斯则因公债和军费累积过多，文艺复兴期间，大量资金用于建筑，没有在产业上投资。也还有人责备威尼斯不能远瞻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改变的局面，没有用她的力量作未来统一意大利的打算。
这些情形都有所称叙的理由，也代表见作历史，必有个别的见解。但是我们今日在20世纪的末期，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阅威城发展之经过，以考察资本主义的形成重心，则认为关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观念解释。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内部和谐，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结构简单，所以她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将10多万人的财产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结成一个罗网，将公私各部门一并笼罩，于是私人资本能继续增积，政府也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经理，在这种情形下，威尼斯完成资本主义制度。
可是她的特殊优势，用不着等到1500年，即在1400年前后，已发挥尽致。以后纵能扩展疆域，即使富庶的程度仍能在数目字上增进，又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有过实质上的贡献，威尼斯的想象力、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这些因素，为有些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都已经历过最高峰时代的改变，是其衰落的主因。昔日人口少，商法即民法，海军与商业舰队不分，转口的利润超过制造，在新世界里或不适用，或陷于不利。很多新兴国家赶上时代，今昔之不同越加显然。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威尼斯成为东西之间的枢纽。可是在远洋探险的时代，她即被东西的新兴海上势力所阻塞。纵使16世纪和17世纪间常仍有片面的繁荣，也还是由于其他海上国家有了特别的发展，暂时将红海与直布罗陀间的一段事业搁置，并非长久的趋势。很显然的，1571年西欧天主教的联合舰队在勒潘托（lepanto，希腊西部）打败土耳其舰队，威尼斯虽然参加，已不能采取领导的地位，她的船只也分割配置于各分队。这和几个世纪之前称霸地中海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威尼斯不积极开拓远洋，在科技上突破环境？16世纪的造船业又有了继续的改进，勒潘托海战已有火器出现（虽然战事仍由白刃决定），威尼斯尚是发明戴眼镜的地方和出版业的中心。如果这些条件与她的财富结合起来，发为一种积极的运动，威尼斯似乎应当能突破环境，继续为西方文化的杰出城市，在文治和武功上站在历史的前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如此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为众所公认的完美解答。只是提出类似的问题时，我们即逼近于地缘政治内对付同一问题，各地区必会呈现不同之效率或无效率（comparativeefficiencyordeficiency）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并不是威尼斯必不能如此，而是其他国家以远洋为近邻，又有更多人力和资源，必定要较一个人口只10多万，蹙居于堂奥里的城市容易做得成功。威尼斯失去行动自由之后，她的保守性格愈为明显。我们的目的，在研究资本主义之展开，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并非前述三个技术上的条件逆转，而是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维持其所创造的一种运动。除此之外，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之下发生。所以我们叙述威尼斯的情形，就此结束。下面两章介绍资本主义在荷兰和英国展开的经过，当中也不乏这些国家打破现状创造新局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