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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苏京。在他的任期内虽然发生过白莲教进攻县城的事件，但没有破城杀令，苏京在离任以后还当了河南巡按御史。
这里再谈一下所谓“红娘子之乱”的问题。崇祯年间，河南各地大小农民起义此伏彼卢，只要在本地稍为著名一点的，县志上一般都有记载，首领人物的名字和活动情况也大抵可考。
可是红娘子究竟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何时何地聚众起义，却无明文记载。有的书说红娘子攻开封时掳得李信（即李岩）。
既然这支起义军敢于攻打明代周王的封地，可见实力雄厚，为什么清初《开封府志》却毫无反映呢？
至于说李岩被囚于杞县，红娘子来救，清初《县志》不仅没有记载，反而辩驳。
而且，按通常说法，化崇祯十三年底李自成起义军攻占豫西永宁（今洛宁县）的时候，李岩就当了李自成的谋主，杞县到永宁将近千里，李岩和红娘子领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长途行军，为什么沿途各州县毫无察觉，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呢？
此外，按诸书的记载，红娘子同饥民救出李岩后一道投入了李自成起义军。这以后正是李白成起义军大发展的时期，差不多起义军每一天的活动都有比较可靠的记载，然而就连对红娘子津津乐道的作者，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位恒赫一时的女将的后来活动。
当然，崇祯年间的杞县并不是世外桃源。崇祯八年扫地王所部起义军八万人进攻杞县，由于知县申佳胤负隅顽抗，没有破城。
崇桢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杞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在知县苏京的血腥镇压下，起义遭到了失败。当时杞县的乡绅孟绍虞，根据亲身见闻写了一篇《白桧行》。
有人据此把白莲教起义同红娘子攻杞县扯在一起，以致“红”“白”混淆，在时间和背景上自相矛盾。一方面言之凿凿，断定李岩是崇祯十三年下狱的，另一方面又把崇祯十一年的攻城事件说成是红娘子来救李岩。
从以上的考证可以得出结论：关于李岩（或李信）在参加李自成起义军以前的全部传说都是违反事实的。
（二）关于李岩参加起义军后的情况第一，李岩为农民革命大造舆论的问题。按照许多著述的记载，李岩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后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
李岩等造为谣言日：“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河南以北远近传播，小逞者延颈思乱。
其他一些书籍也有类似记载。这里的问题是，在李自成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大河南北的时候，民间流传这种革命歌谣，究竟是苦难深重的贫苦农民发自内心的向往呢？还是只有中过举的李岩才能编出呢？
连当时的一些封建文人和官僚都已指出，是得到解放或盼望解放的贫苦农民编出来的。请看张岱的记载：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速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甲申三月，明漕运巡抚路振飞给总督张国维的信中说：
承问敝乡（河北曲周县）事，言之愤悒。敝乡愚民疾视长上，编歌捏谣，伫望贼来。……
这些材料说明，“编歌捏谣”的并不是天才的宣传家李岩，而是广大贫苦农民。
证明李自成和他领导的队伍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广大群众是心向着起义军的。如果把它们说成是李岩的个人创作，无论是否符合群众的心愿，毕竟只是一种宣传。
对于那些把起义农民视作寇仇的统治阶级来说，当然宁愿把这些歌谣说成是李岩的“虚声煽动”。
第二，关于李岩建议实行均田免赋的问题。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五年以后确实制定和推行了均田、免赋的政策，丁耀亢《出劫纪略》等材料反映的情况已为人们所熟知
。起义军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对明朝官僚进行“追赃助饷”，是为了解决对农民实行免赋以后的财政来源问题，这充分体现李自成起义军和大顺政权是农民革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
究竟谁是这一政策的倡导者？传统的说法仍是李岩。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同书《帝纪》卷十七说法略为不同：“自成性极残，伪党牛金星教以慈声惑众，谓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
其他一些书虽然没有提到均田，但在叙述起义军实行免粮政策时也归之于李岩的建议。
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颇值得研究。因为凡是反映大顺政权实行均田免粮的第一手材料都没有交代提出政策的人是准，而直接写明是出白李岩等人建议的作者，又都是同起义军没有接触的人。
其实，追赃助饷同免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过去几乎所有把免粮归功于李岩建议的书籍，都把追赃助饷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导人，而李岩和宋献策等人往往被描绘成对追赃助饷政策持保留态度。
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懂否定追赃助饷就是否定免粮。既然把追赃助饷政策的提出和推行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袖人物，那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免赋政策的提出也归功于他们。
实际上，大顺政权均田免粮政策的提出是有其政治、经济根源的。
明代后期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地租赋税的苛重，迫使农民大批地逃亡。采取流动力.式作战的起义军前身，正是在土地兼并和繁重赋役驱使下离乡背井的流民。
要说身受其害并已觉悟起来的起义军战士和他们的领袖，不懂得必需夺回被地主阶级兼并去的土地（即均田），不懂得要反对地主阶级政府迫呼敲朴的无情压榨（即免赋），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怎能设想李自成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在均田、免赋问题上还需要别人指点呢？当然可以合乎情理地设想，根据李自成等农民领袖的指示，由某些有文化的人起草具体的法令和告示，承办人是谁还是可以研究的
第三，关于李岩在起义军中的职务。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革命大发展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权，对军队也从组织上进行了整顿，起义军将领分别授予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称号。
根据《绥寇纪略》的说法，李自成设置了五营二十二将，“李岩为中营制将军，与其弟牟颇简束其下，勿纵掠。”
可是，《平寇志》卷六和《困榷》卷九十九谈到李自成起义军各营大将时却没有提到李岩，这未必是…种偶然的疏漏。
另外，李白成手下的各营主将（即制将军）所统率的军队差不多都在十万人左右.作战时是要独当一面的。
如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进兵陕西时.自己同刘宗敏等人率师攻潼关人陕，同时命令右营制将军袁宗第带领部队由河南邓县一带经商南、商州进军，然后会师西安。又如，在从陕西进军北京时，李自成同刘宗敏一道率师取道临汾、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同时命令左营制将军刘芳亮领兵渡过黄河后经河南怀庆、山西长治、河北保定，最后会师北京。
传说中的李岩既然是“有文武材”的中营制将军，又有女将“红娘子”相助，本应在攻城略地中大显身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打过什么仗。
曾经有人说李岩参加过天津地区的战斗和北京防守战。其实有关这两次战役的记载并不可靠，这点下面还要谈到。
第四，关于所谓李岩封侯的问题。李自成在公元1644年正月正式建立大顺政权的时候，曾封功臣以五等爵，当时的大致规定是权将军和制将军封侯爵，果毅将军和威武将军封伯爵。
按照这一规定，如果确有制将军李岩的话，自然也应当封侯。然而在几种主要著作里偏偏没有李岩。大顺政权所封的侯、伯各书记载不大一致，用其他材料来印证可以肯定记（用其他材料来印证有关李自成部将的记载，可以看出《平寇志》比《绥寇纪略》要准确一些。
例如，《绥寇纪略》记起义军右营大将是刘希尧、白鹤鸣、刘体纯；《平寇志》的记载是袁宗第、白九鹤、刘体纯。
证之以《直隶商州志》等书，右营主将确实是袁宗第而不是刘希尧，白九鹤是白真鹤之误，《绥寇纪略》写成白鹤鸣就差得更远了。）
载比较正确的是《绥寇纪略》，即：“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毫侯李锦、磁侯刘芳亮、供侯张鼐（原注：一日义侯）、绵侯宗第、岳侯某（原注：失其姓名）、淮侯刘国昌”。
这里除了张鼐封的是义侯而不是英侯以外其他都是正确的，有后来的各种官方文书作证。
其他著作如《国榷》虽然误刘宗敏为磁侯，谷英为绵侯，但也没说李岩封什么侯。
到毛奇龄撰写《后鉴录》时，发现各种记载互有出入，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乱加窜改。他不知道李双喜和李过都是李锦的别名，竟在毫侯李过之外又把张鼐的义侯给了李双喜，而让张鼐继续顶着那个错误的英侯封号。
他见有的书上记刘宗敏为磁侯又深信不疑，于是把汝侯换给了刘芳亮。他相信李岩曾任制将军的说法，就抓住吴伟业留下的“失其姓名”的岳侯赏给了李岩。
他想到李自成手下权将军有两名，制将军是五营各一名，共计封侯的应当是七人，可是吴伟业的记载除岳侯外已有八人，他自己又让李锦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多占了一个爵位，再加上李岩也得封侯，七个名额实在不敷分配，于是大笔一挥，把谷英、袁宗第、刘国昌三人的侯爵全给剥夺了。
（三）关于李岩在北京的传说
这里首先分析赵士锦《甲申纪事》中两处提到李岩的问题。
一处是起义军将领进入北京后的居住地址：“刘宗敏住田弘遇宅，李大亮住西城大宅，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在周奎宅。”
赵士锦的这种说法很含糊，既可解释为李岩和郭某合住周奎的房子，也可解释为他对李岩的住所不清楚。
可是，后来许多书籍却一口咬定李岩就住在周奎家里。例如《平寇志》卷十载：（可以证明谷英、袁宗第、刘国昌被分别封为蕲侯、绵侯、淮侯的材料并不太少，请参看《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以下简称《顺治实录》）卷十八、卷二O和<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八O二页。）
伪将军李岩据奎第。奎献长公主并银十万助军，希免祸。岩数其为国至戚，鄙吝不忠，夹足箍脑：奎复输银十万，岩笑日：此贼悭吝，不与杀手不吐也，烧烙铁熨其肤。一熨承银一万，累四十熨，遍身焦烂，承四十万矣？先后追银六十万两，珍玩币帛不计其数。其妻夫人卜氏及子妇皆拶指答死，奎犹未死，岩更令奎担水执爨以辱之乃死。
这段记载是不真实的，因为，刘尚友在李白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后，还亲眼见到周奎：他说：五月初一，“余见周皇亲率人赉金帛充赏赐。身衣丧服步行，人成指而叹焉”
《顺治实录》卷七载：顺治元年八月初七，“摄政和硕睿亲王赏故明周后父嘉定侯周奎缎百匹、银百两”。
可见，在起义军撤出北京三个多月以后，周奎仍然活着，所谓被李岩刑辱而死的记载纯属捏造，就连李岩住在周奎家里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同时在北京被起义军俘获的杨士聪是赵士锦的座师，他就有完全不同的记载：“（刘）宗敏据田（弘遇）府：四月初九日欲移周（奎）府而未果。坊刻称伪李都督据之者非，叉称以小房数间与周者亦非。”
赵士锦提到李岩的另一处地方是说李自成亲自率领起义军到山海关讨伐吴三桂，“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
这同其他记载是有矛盾的：如陈济生的《再生纪略》说，牛金星同贺有威、郭之纬两将留守。
《甲申传信录》说，李过和贺锦留守（按：贺锦当时在甘肃，此系误记）。《甲申核真略》说，西李都督同牛金星留守。《平寇志》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
在李自成率师出征后留守北京的大将究竟是谁需要进一步考证。
如果仅据赵士锦的记载就断定是李岩还不足以成立。其次，关于李岩在天津地区和北京城郊作战的问题。《甲申纪事》附录的一个塘报里，谈到明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报告说：
四月二十八日遏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率贼兵赶天津金总兵，至李村北首，因金总兵官兵往南回，李公子追赶十余里，将官兵杀死。李公子收兵，到李村下营一晚。二十九日李公子领兵回天津，天津城门俱闭了，不容李公子进城，内里百姓大炮打李公子，，李公子带领兵马星夜往北京。
这个材料从内容来看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如“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的说法不仅不符合李自成的军制（大顺军是不设总兵职务的），而且在当时民间流传的李公子一般都指李白成。
“天津金总兵”的说法也有问题，据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明代最后一任天津总兵曹友义，并不姓金。
材料中所谈到的作战情况，在天津府志、县志和《天津卫志》里都无可查考。按当时情况分析，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战役失利后，二十六日返回北京，准备登极和西撤，不可能派出“制将军”一级的大将再东去追赶什么金总兵。
据《国榷》和程源的《孤臣纪哭》载，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后，明天津兵备道原毓宗立即投降，在城楼上树起“天应民顺”的黄旗，天津的老百姓也在门前贴上“民顺”的纸片。
可是，明天津总兵曹友义却顽固不化，“以牙兵五百斩关而出，毓宗以津兵邀之，友义单骑走”。很可能这个辽东生员报告的李公子追赶天津金总兵一事就是“毓宗以津兵邀之”的讹传。
有人还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岩曾在北京领兵抵敌跟踪而来的吴三桂的军队。
（甲中年四月）癸未（二十六日）闯贼奉皇太子复入京城。三桂移檄降贼诸臣，许其反正，立功自赎。闯贼怒，囚其父襄，驱都城百姓毁崇文、宣武门民居数万间并夷牛马墙待战。三桂兵至，贼命刘宗敏、李过、李岩连兵十八营拒敌，唐通为前锋。兵初交，参将冯有威刺通堕马，得救去。白旗兵射刘宗敏堕马，亦救去，拔贼八寨，斩首二万。群贼奔入城。三桂兵至城下，贼挟吴襄乘城，呼三桂降。关兵射杀挟襄者。贼怒，杀襄并其家三十八人。
这段文字没有一句符合事实。因篇幅有限，不能逐句进行驳斥。这里只需指出，根据当时在京人的记载和清方纪录，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杀吴襄于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四月二十六日回京，二十九日称帝，三十日晨撤出北京。
这时清兵离北京还有一段距离，在得知起义军西撤的消息后，多尔衮命令阿济格和吴三桂等追击，自己在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
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的明政府御史曹溶、柳寅东等人还曾出面维持了两天“秩序”。五月上旬，清兵先后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县）和真定追上起义军，起义军作战失利继续西撤人山西，奉命追击的清军在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由此可见，戴笠等人说，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返回北京的当天，吴三桂和清兵（即所谓“白旗兵”）已经跟踪到城下，并且在北京同起义军作战，完全是信口开河。
既然这次“北京防守战”从头至尾都是虚构的，所谓李岩参与指挥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任何依据。
再次，关于李岩在北京的其他活动。据说，李岩在北京还有两件“义举”：一是出面保户天启皇后张氏（即懿安后）自尽；二是派兵保护杞县状元刘理顺。
这种“义举”，显然是封建史家为了美化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杜撰的，同李岩毫无关系。据明内侍赵璞的口述，张后是刘宗敏命人送回娘家之后自缢的。至于刘理顺之死，杨士聪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理顺家眷俱在杞县，止一妾相随。有幼子托薛所蕴，薛后从贼，不知其子存否？坊刻称妻妾四仆俱死及贼为罗拜者谬！”
（四）关于李岩因谗被杀的问题
李岩的结局，据说是这样的：
定州之败，鹿邑、考城、拓城诸县令为丁参将所诱执，送之南都。人一言河南全境皆反正。自成大惊，与其下谋之。岩日：“诚予臣以精卒二万，驰至中州，彼郡县必不故动，即动亦可得而收也。”
金星劝从其请。既而自成以为疑，金星见其疑也，进日：“河南天下形胜地，且属李岩故乡，若以大兵与之，是假蛟龙以云雨，必不制矣。异日者举中州之豪杰以与关中争胜负，即主上且奈之何？”
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劝我从之？”
金星日：“岩蓄叛已久，臣始劝从之以安其心耳。且岩与主上同姓，前闻宋军师谶语，在众中欣然有自负色.今河南反，彼不候军令，不荐他将，而自请兵，目中已无主矣：国兵新败，人心动摇，遂欲乘机窃柄以自王，是岂复可信乎？不如除之，无贻后患。”
自成日：“善”。
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为具，与岩帐饮、伏壮士于幕后，三爵后并其弟牟执而戮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愤叹：刘宗敏按剑切齿以骂金星曰：“我见金星，即手剑斩之。”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而席卷归秦矣。…
类似记载见于《平寇志》卷十一、《国榷》卷一百二、《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后鉴录》以及《明史》等书。在李岩被杀的时间上，毛奇龄的《后鉴录》是列在李自成放弃北京但还未进入山西的途中，按时间推算当在五月上旬。《国榷》载于崇祯十七年六月丁丑日（六月初一为丁巳，丁丑当为六月二十一日）；《爝火录》卷四载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并指出李岩被杀的地点是山西平阳（今临汾）。
就表面来看，这些记载是言之成理的。可是，一经认真考查，漏洞又很多。
第一，时间不对。据丁启睿给南明弘光小朝廷的报告，归德府的叛乱发生在五月十六日。
《后鉴录》把杀李岩一事排在李自成尚未进入山西的途中，这时丁启光的反革命叛乱还没有发生，因此不值一驳。
《国榷》和《爝火录》分别载于六月二十一和二十二，虽然在归德府叛乱之后，然而这时李自成已回到陕西。
据一些材料记载，李自成在五月初十向太原进发，六月初一到山西闻喜并继续西进。可见，李自成经过平阳在五月下旬，怎么会在六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突然在平阳同他手下的文官武将讨论河南局势和处理李岩呢？
第二，编造和相信李岩因谗被杀的人都有一个严重的疏忽，他们于津津乐道李岩请兵之余，根本没有想到需要下工夫去查考李自成起义军当时在河南地区的分布情况。
在他们的主观想象中似乎李自成在河南只派了一批府县文官，没有什么军队，一旦某些地方发生反革命叛乱就只有从身边派军队去才能解决问题。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六年兵员总额已经达到一百万人。第二年年初，李自成从西安出发东征的时候，调集的军队不过二十多万人（其中包括后来留守山西、河北以及攻克北京后南征的军队），其他大部分军队都分散在湖北、河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驻防。
从现有材料来看，李自成当时在河南的军队数量是相当多的。特别是由绵侯袁宗第所统率的拥有十万以上大军的大顺军右营，当时正开抵河南中部地区。
沈颐仙《遗事琐谈》和孙之碌《二申野录》都记载了“自成右翼权将军袁宗第”在六月初一日率领所部来到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平定河南西平大土匪刘洪起的叛乱。
襄城县的地主劣绅张永祺也记载袁宗第的部队在平定汝宁叛乱之后进抵许昌地区的情况，他说：“永祺扶老母于崇祯十七年四月抵许（许昌）、襄（襄城）界卢家涧内潜任）不意闯逆伪都督袁姓者于六月十三日至许，攻破卢家洞，永祺同老母妻孥俱被贼缚，行李衣服剥劫一空。”
袁宗第是大顺军的右营主将。乾隆《直隶商州志》和《商南县志》等书都记载他曾经统率十万起义军进攻陕西商州地区。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当时在河南的大顺军数量并不少，大将也不乏其人。既然拥有十万以上大军的大顺军右营在六月十三日已经抵达许昌地区，试问李自成等人为什么在六月二十日左右还要舍近求远地商量派军队去河南呢？
难道李自成和他身边的大将、文官连自己的部队大致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吗？
李岩即便实有其人也不至于自信到这种程度，以为自己带二万人人豫就比袁宗第等人的十几万军队还顶用。
至于牛金星的进谗言就更加站不住脚，因为编造这种说法的人是以河南当时没有什么大顺军为前提的。即便牛金星愚不可及地在中间播弄是非，李自成也不可能相信。
第三，按照许多书籍的说法，李岩的被杀直接导致大顺政权内部将相离心，无法抵抗清军的进攻，终于造成了最后的失败。
这种说法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相信。其实，这根本不符合事实。李自成撤到山西以后，指定张天琳守大同，陈永福守太原，刘忠守长治，自己带着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和其他文武官员返回西安，准备集结力量，东山再起，并不是因为在山西站不住脚而“席卷归秦”。
至于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不仅在回西安的途中一直跟随着李自成，而且在西安期间也始终在李自成身边。这年十二月，清兵进攻潼关时，李自成还同刘宗敏亲自率领军队增援。
潼关失守后，李自成放弃西安，同刘宗敏、田见秀、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率领军队由商洛地区转入河南，再退到湖北。
牛金星在起义军撤到湖北时同他的儿子牛铨（时任大顺政权襄阳府尹）一起投降了清朝。
刘宗敏和宋献策是在这以后被清军俘虏的。刘宗敏英勇就义。宋献策屈膝投降，成了可耻的叛徒。事实说明，李自成在由北京撤回西安时一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军心离散的现象。所谓“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的说法，完全是海外奇谈。
以上就是我对有关李岩的材料所作的初步分析和探讨。毋庸讳言，在没有见到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以前，我是不相信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曾经有过李岩这个人物的。
由于个人所见资料有限，不妥之处难免，希望关心明末农民战争的同志们能提出意见，通过深入研究，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在与书友辩论中，谈到了李岩其人。
从顾城的考证看，历史上毫无疑问没有李岩其人，这个考证是极端严谨的，哪怕过去了四十年，还是没有任何关于李岩的任何第一手材料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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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支起义军敢于攻打明代周王的封地，可见实力雄厚，为什么清初《开封府志》却毫无反映呢？
至于说李岩被囚于杞县，红娘子来救，清初《县志》不仅没有记载，反而辩驳。
而且，按通常说法，化崇祯十三年底李自成起义军攻占豫西永宁（今洛宁县）的时候，李岩就当了李自成的谋主，杞县到永宁将近千里，李岩和红娘子领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长途行军，为什么沿途各州县毫无察觉，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呢？
此外，按诸书的记载，红娘子同饥民救出李岩后一道投入了李自成起义军。这以后正是李白成起义军大发展的时期，差不多起义军每一天的活动都有比较可靠的记载，然而就连对红娘子津津乐道的作者，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位恒赫一时的女将的后来活动。
当然，崇祯年间的杞县并不是世外桃源。崇祯八年扫地王所部起义军八万人进攻杞县，由于知县申佳胤负隅顽抗，没有破城。
崇桢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杞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在知县苏京的血腥镇压下，起义遭到了失败。当时杞县的乡绅孟绍虞，根据亲身见闻写了一篇《白桧行》。
有人据此把白莲教起义同红娘子攻杞县扯在一起，以致“红”“白”混淆，在时间和背景上自相矛盾。一方面言之凿凿，断定李岩是崇祯十三年下狱的，另一方面又把崇祯十一年的攻城事件说成是红娘子来救李岩。
从以上的考证可以得出结论：关于李岩（或李信）在参加李自成起义军以前的全部传说都是违反事实的。
（二）关于李岩参加起义军后的情况第一，李岩为农民革命大造舆论的问题。按照许多著述的记载，李岩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后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
李岩等造为谣言日：“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河南以北远近传播，小逞者延颈思乱。
其他一些书籍也有类似记载。这里的问题是，在李自成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大河南北的时候，民间流传这种革命歌谣，究竟是苦难深重的贫苦农民发自内心的向往呢？还是只有中过举的李岩才能编出呢？
连当时的一些封建文人和官僚都已指出，是得到解放或盼望解放的贫苦农民编出来的。请看张岱的记载：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速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甲申三月，明漕运巡抚路振飞给总督张国维的信中说：
承问敝乡（河北曲周县）事，言之愤悒。敝乡愚民疾视长上，编歌捏谣，伫望贼来。……
这些材料说明，“编歌捏谣”的并不是天才的宣传家李岩，而是广大贫苦农民。
证明李自成和他领导的队伍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广大群众是心向着起义军的。如果把它们说成是李岩的个人创作，无论是否符合群众的心愿，毕竟只是一种宣传。
对于那些把起义农民视作寇仇的统治阶级来说，当然宁愿把这些歌谣说成是李岩的“虚声煽动”。
第二，关于李岩建议实行均田免赋的问题。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五年以后确实制定和推行了均田、免赋的政策，丁耀亢《出劫纪略》等材料反映的情况已为人们所熟知
。起义军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对明朝官僚进行“追赃助饷”，是为了解决对农民实行免赋以后的财政来源问题，这充分体现李自成起义军和大顺政权是农民革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
究竟谁是这一政策的倡导者？传统的说法仍是李岩。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同书《帝纪》卷十七说法略为不同：“自成性极残，伪党牛金星教以慈声惑众，谓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
其他一些书虽然没有提到均田，但在叙述起义军实行免粮政策时也归之于李岩的建议。
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颇值得研究。因为凡是反映大顺政权实行均田免粮的第一手材料都没有交代提出政策的人是准，而直接写明是出白李岩等人建议的作者，又都是同起义军没有接触的人。
其实，追赃助饷同免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过去几乎所有把免粮归功于李岩建议的书籍，都把追赃助饷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导人，而李岩和宋献策等人往往被描绘成对追赃助饷政策持保留态度。
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懂否定追赃助饷就是否定免粮。既然把追赃助饷政策的提出和推行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袖人物，那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免赋政策的提出也归功于他们。
实际上，大顺政权均田免粮政策的提出是有其政治、经济根源的。
明代后期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地租赋税的苛重，迫使农民大批地逃亡。采取流动力.式作战的起义军前身，正是在土地兼并和繁重赋役驱使下离乡背井的流民。
要说身受其害并已觉悟起来的起义军战士和他们的领袖，不懂得必需夺回被地主阶级兼并去的土地（即均田），不懂得要反对地主阶级政府迫呼敲朴的无情压榨（即免赋），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怎能设想李自成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在均田、免赋问题上还需要别人指点呢？当然可以合乎情理地设想，根据李自成等农民领袖的指示，由某些有文化的人起草具体的法令和告示，承办人是谁还是可以研究的
第三，关于李岩在起义军中的职务。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革命大发展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权，对军队也从组织上进行了整顿，起义军将领分别授予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称号。
根据《绥寇纪略》的说法，李自成设置了五营二十二将，“李岩为中营制将军，与其弟牟颇简束其下，勿纵掠。”
可是，《平寇志》卷六和《困榷》卷九十九谈到李自成起义军各营大将时却没有提到李岩，这未必是…种偶然的疏漏。
另外，李白成手下的各营主将（即制将军）所统率的军队差不多都在十万人左右.作战时是要独当一面的。
如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进兵陕西时.自己同刘宗敏等人率师攻潼关人陕，同时命令右营制将军袁宗第带领部队由河南邓县一带经商南、商州进军，然后会师西安。又如，在从陕西进军北京时，李自成同刘宗敏一道率师取道临汾、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同时命令左营制将军刘芳亮领兵渡过黄河后经河南怀庆、山西长治、河北保定，最后会师北京。
传说中的李岩既然是“有文武材”的中营制将军，又有女将“红娘子”相助，本应在攻城略地中大显身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打过什么仗。
曾经有人说李岩参加过天津地区的战斗和北京防守战。其实有关这两次战役的记载并不可靠，这点下面还要谈到。
第四，关于所谓李岩封侯的问题。李自成在公元1644年正月正式建立大顺政权的时候，曾封功臣以五等爵，当时的大致规定是权将军和制将军封侯爵，果毅将军和威武将军封伯爵。
按照这一规定，如果确有制将军李岩的话，自然也应当封侯。然而在几种主要著作里偏偏没有李岩。大顺政权所封的侯、伯各书记载不大一致，用其他材料来印证可以肯定记（用其他材料来印证有关李自成部将的记载，可以看出《平寇志》比《绥寇纪略》要准确一些。
例如，《绥寇纪略》记起义军右营大将是刘希尧、白鹤鸣、刘体纯；《平寇志》的记载是袁宗第、白九鹤、刘体纯。
证之以《直隶商州志》等书，右营主将确实是袁宗第而不是刘希尧，白九鹤是白真鹤之误，《绥寇纪略》写成白鹤鸣就差得更远了。）
载比较正确的是《绥寇纪略》，即：“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毫侯李锦、磁侯刘芳亮、供侯张鼐（原注：一日义侯）、绵侯宗第、岳侯某（原注：失其姓名）、淮侯刘国昌”。
这里除了张鼐封的是义侯而不是英侯以外其他都是正确的，有后来的各种官方文书作证。
其他著作如《国榷》虽然误刘宗敏为磁侯，谷英为绵侯，但也没说李岩封什么侯。
到毛奇龄撰写《后鉴录》时，发现各种记载互有出入，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乱加窜改。他不知道李双喜和李过都是李锦的别名，竟在毫侯李过之外又把张鼐的义侯给了李双喜，而让张鼐继续顶着那个错误的英侯封号。
他见有的书上记刘宗敏为磁侯又深信不疑，于是把汝侯换给了刘芳亮。他相信李岩曾任制将军的说法，就抓住吴伟业留下的“失其姓名”的岳侯赏给了李岩。
他想到李自成手下权将军有两名，制将军是五营各一名，共计封侯的应当是七人，可是吴伟业的记载除岳侯外已有八人，他自己又让李锦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多占了一个爵位，再加上李岩也得封侯，七个名额实在不敷分配，于是大笔一挥，把谷英、袁宗第、刘国昌三人的侯爵全给剥夺了。
（三）关于李岩在北京的传说
这里首先分析赵士锦《甲申纪事》中两处提到李岩的问题。
一处是起义军将领进入北京后的居住地址：“刘宗敏住田弘遇宅，李大亮住西城大宅，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在周奎宅。”
赵士锦的这种说法很含糊，既可解释为李岩和郭某合住周奎的房子，也可解释为他对李岩的住所不清楚。
可是，后来许多书籍却一口咬定李岩就住在周奎家里。例如《平寇志》卷十载：（可以证明谷英、袁宗第、刘国昌被分别封为蕲侯、绵侯、淮侯的材料并不太少，请参看《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以下简称《顺治实录》）卷十八、卷二O和<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八O二页。）
伪将军李岩据奎第。奎献长公主并银十万助军，希免祸。岩数其为国至戚，鄙吝不忠，夹足箍脑：奎复输银十万，岩笑日：此贼悭吝，不与杀手不吐也，烧烙铁熨其肤。一熨承银一万，累四十熨，遍身焦烂，承四十万矣？先后追银六十万两，珍玩币帛不计其数。其妻夫人卜氏及子妇皆拶指答死，奎犹未死，岩更令奎担水执爨以辱之乃死。
这段记载是不真实的，因为，刘尚友在李白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后，还亲眼见到周奎：他说：五月初一，“余见周皇亲率人赉金帛充赏赐。身衣丧服步行，人成指而叹焉”
《顺治实录》卷七载：顺治元年八月初七，“摄政和硕睿亲王赏故明周后父嘉定侯周奎缎百匹、银百两”。
可见，在起义军撤出北京三个多月以后，周奎仍然活着，所谓被李岩刑辱而死的记载纯属捏造，就连李岩住在周奎家里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同时在北京被起义军俘获的杨士聪是赵士锦的座师，他就有完全不同的记载：“（刘）宗敏据田（弘遇）府：四月初九日欲移周（奎）府而未果。坊刻称伪李都督据之者非，叉称以小房数间与周者亦非。”
赵士锦提到李岩的另一处地方是说李自成亲自率领起义军到山海关讨伐吴三桂，“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
这同其他记载是有矛盾的：如陈济生的《再生纪略》说，牛金星同贺有威、郭之纬两将留守。
《甲申传信录》说，李过和贺锦留守（按：贺锦当时在甘肃，此系误记）。《甲申核真略》说，西李都督同牛金星留守。《平寇志》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
在李自成率师出征后留守北京的大将究竟是谁需要进一步考证。
如果仅据赵士锦的记载就断定是李岩还不足以成立。其次，关于李岩在天津地区和北京城郊作战的问题。《甲申纪事》附录的一个塘报里，谈到明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报告说：
四月二十八日遏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率贼兵赶天津金总兵，至李村北首，因金总兵官兵往南回，李公子追赶十余里，将官兵杀死。李公子收兵，到李村下营一晚。二十九日李公子领兵回天津，天津城门俱闭了，不容李公子进城，内里百姓大炮打李公子，，李公子带领兵马星夜往北京。
这个材料从内容来看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如“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的说法不仅不符合李自成的军制（大顺军是不设总兵职务的），而且在当时民间流传的李公子一般都指李白成。
“天津金总兵”的说法也有问题，据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明代最后一任天津总兵曹友义，并不姓金。
材料中所谈到的作战情况，在天津府志、县志和《天津卫志》里都无可查考。按当时情况分析，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战役失利后，二十六日返回北京，准备登极和西撤，不可能派出“制将军”一级的大将再东去追赶什么金总兵。
据《国榷》和程源的《孤臣纪哭》载，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后，明天津兵备道原毓宗立即投降，在城楼上树起“天应民顺”的黄旗，天津的老百姓也在门前贴上“民顺”的纸片。
可是，明天津总兵曹友义却顽固不化，“以牙兵五百斩关而出，毓宗以津兵邀之，友义单骑走”。很可能这个辽东生员报告的李公子追赶天津金总兵一事就是“毓宗以津兵邀之”的讹传。
有人还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岩曾在北京领兵抵敌跟踪而来的吴三桂的军队。
（甲中年四月）癸未（二十六日）闯贼奉皇太子复入京城。三桂移檄降贼诸臣，许其反正，立功自赎。闯贼怒，囚其父襄，驱都城百姓毁崇文、宣武门民居数万间并夷牛马墙待战。三桂兵至，贼命刘宗敏、李过、李岩连兵十八营拒敌，唐通为前锋。兵初交，参将冯有威刺通堕马，得救去。白旗兵射刘宗敏堕马，亦救去，拔贼八寨，斩首二万。群贼奔入城。三桂兵至城下，贼挟吴襄乘城，呼三桂降。关兵射杀挟襄者。贼怒，杀襄并其家三十八人。
这段文字没有一句符合事实。因篇幅有限，不能逐句进行驳斥。这里只需指出，根据当时在京人的记载和清方纪录，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杀吴襄于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四月二十六日回京，二十九日称帝，三十日晨撤出北京。
这时清兵离北京还有一段距离，在得知起义军西撤的消息后，多尔衮命令阿济格和吴三桂等追击，自己在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
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的明政府御史曹溶、柳寅东等人还曾出面维持了两天“秩序”。五月上旬，清兵先后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县）和真定追上起义军，起义军作战失利继续西撤人山西，奉命追击的清军在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由此可见，戴笠等人说，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返回北京的当天，吴三桂和清兵（即所谓“白旗兵”）已经跟踪到城下，并且在北京同起义军作战，完全是信口开河。
既然这次“北京防守战”从头至尾都是虚构的，所谓李岩参与指挥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任何依据。
再次，关于李岩在北京的其他活动。据说，李岩在北京还有两件“义举”：一是出面保户天启皇后张氏（即懿安后）自尽；二是派兵保护杞县状元刘理顺。
这种“义举”，显然是封建史家为了美化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杜撰的，同李岩毫无关系。据明内侍赵璞的口述，张后是刘宗敏命人送回娘家之后自缢的。至于刘理顺之死，杨士聪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理顺家眷俱在杞县，止一妾相随。有幼子托薛所蕴，薛后从贼，不知其子存否？坊刻称妻妾四仆俱死及贼为罗拜者谬！”
（四）关于李岩因谗被杀的问题
李岩的结局，据说是这样的：
定州之败，鹿邑、考城、拓城诸县令为丁参将所诱执，送之南都。人一言河南全境皆反正。自成大惊，与其下谋之。岩日：“诚予臣以精卒二万，驰至中州，彼郡县必不故动，即动亦可得而收也。”
金星劝从其请。既而自成以为疑，金星见其疑也，进日：“河南天下形胜地，且属李岩故乡，若以大兵与之，是假蛟龙以云雨，必不制矣。异日者举中州之豪杰以与关中争胜负，即主上且奈之何？”
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劝我从之？”
金星日：“岩蓄叛已久，臣始劝从之以安其心耳。且岩与主上同姓，前闻宋军师谶语，在众中欣然有自负色.今河南反，彼不候军令，不荐他将，而自请兵，目中已无主矣：国兵新败，人心动摇，遂欲乘机窃柄以自王，是岂复可信乎？不如除之，无贻后患。”
自成日：“善”。
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为具，与岩帐饮、伏壮士于幕后，三爵后并其弟牟执而戮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愤叹：刘宗敏按剑切齿以骂金星曰：“我见金星，即手剑斩之。”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而席卷归秦矣。…
类似记载见于《平寇志》卷十一、《国榷》卷一百二、《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后鉴录》以及《明史》等书。在李岩被杀的时间上，毛奇龄的《后鉴录》是列在李自成放弃北京但还未进入山西的途中，按时间推算当在五月上旬。《国榷》载于崇祯十七年六月丁丑日（六月初一为丁巳，丁丑当为六月二十一日）；《爝火录》卷四载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并指出李岩被杀的地点是山西平阳（今临汾）。
就表面来看，这些记载是言之成理的。可是，一经认真考查，漏洞又很多。
第一，时间不对。据丁启睿给南明弘光小朝廷的报告，归德府的叛乱发生在五月十六日。
《后鉴录》把杀李岩一事排在李自成尚未进入山西的途中，这时丁启光的反革命叛乱还没有发生，因此不值一驳。
《国榷》和《爝火录》分别载于六月二十一和二十二，虽然在归德府叛乱之后，然而这时李自成已回到陕西。
据一些材料记载，李自成在五月初十向太原进发，六月初一到山西闻喜并继续西进。可见，李自成经过平阳在五月下旬，怎么会在六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突然在平阳同他手下的文官武将讨论河南局势和处理李岩呢？
第二，编造和相信李岩因谗被杀的人都有一个严重的疏忽，他们于津津乐道李岩请兵之余，根本没有想到需要下工夫去查考李自成起义军当时在河南地区的分布情况。
在他们的主观想象中似乎李自成在河南只派了一批府县文官，没有什么军队，一旦某些地方发生反革命叛乱就只有从身边派军队去才能解决问题。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六年兵员总额已经达到一百万人。第二年年初，李自成从西安出发东征的时候，调集的军队不过二十多万人（其中包括后来留守山西、河北以及攻克北京后南征的军队），其他大部分军队都分散在湖北、河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驻防。
从现有材料来看，李自成当时在河南的军队数量是相当多的。特别是由绵侯袁宗第所统率的拥有十万以上大军的大顺军右营，当时正开抵河南中部地区。
沈颐仙《遗事琐谈》和孙之碌《二申野录》都记载了“自成右翼权将军袁宗第”在六月初一日率领所部来到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平定河南西平大土匪刘洪起的叛乱。
襄城县的地主劣绅张永祺也记载袁宗第的部队在平定汝宁叛乱之后进抵许昌地区的情况，他说：“永祺扶老母于崇祯十七年四月抵许（许昌）、襄（襄城）界卢家涧内潜任）不意闯逆伪都督袁姓者于六月十三日至许，攻破卢家洞，永祺同老母妻孥俱被贼缚，行李衣服剥劫一空。”
袁宗第是大顺军的右营主将。乾隆《直隶商州志》和《商南县志》等书都记载他曾经统率十万起义军进攻陕西商州地区。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当时在河南的大顺军数量并不少，大将也不乏其人。既然拥有十万以上大军的大顺军右营在六月十三日已经抵达许昌地区，试问李自成等人为什么在六月二十日左右还要舍近求远地商量派军队去河南呢？
难道李自成和他身边的大将、文官连自己的部队大致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吗？
李岩即便实有其人也不至于自信到这种程度，以为自己带二万人人豫就比袁宗第等人的十几万军队还顶用。
至于牛金星的进谗言就更加站不住脚，因为编造这种说法的人是以河南当时没有什么大顺军为前提的。即便牛金星愚不可及地在中间播弄是非，李自成也不可能相信。
第三，按照许多书籍的说法，李岩的被杀直接导致大顺政权内部将相离心，无法抵抗清军的进攻，终于造成了最后的失败。
这种说法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相信。其实，这根本不符合事实。李自成撤到山西以后，指定张天琳守大同，陈永福守太原，刘忠守长治，自己带着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和其他文武官员返回西安，准备集结力量，东山再起，并不是因为在山西站不住脚而“席卷归秦”。
至于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不仅在回西安的途中一直跟随着李自成，而且在西安期间也始终在李自成身边。这年十二月，清兵进攻潼关时，李自成还同刘宗敏亲自率领军队增援。
潼关失守后，李自成放弃西安，同刘宗敏、田见秀、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率领军队由商洛地区转入河南，再退到湖北。
牛金星在起义军撤到湖北时同他的儿子牛铨（时任大顺政权襄阳府尹）一起投降了清朝。
刘宗敏和宋献策是在这以后被清军俘虏的。刘宗敏英勇就义。宋献策屈膝投降，成了可耻的叛徒。事实说明，李自成在由北京撤回西安时一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军心离散的现象。所谓“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的说法，完全是海外奇谈。
以上就是我对有关李岩的材料所作的初步分析和探讨。毋庸讳言，在没有见到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以前，我是不相信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曾经有过李岩这个人物的。
由于个人所见资料有限，不妥之处难免，希望关心明末农民战争的同志们能提出意见，通过深入研究，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在与书友辩论中，谈到了李岩其人。
从顾城的考证看，历史上毫无疑问没有李岩其人，这个考证是极端严谨的，哪怕过去了四十年，还是没有任何关于李岩的任何第一手材料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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