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在我少年的时候,这首悲壮的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牵动着我的心。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我们年青一代的命运,升学的路被堵死了,就业的路也被关闭了,只要一条路在等着我们:上山下乡,农村去到边疆去,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省里给我们县下达了支援边疆的任务,去向是: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在支援边疆的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知青们不准在本地上山下乡,唯一的出路是支援边疆。
边疆是非去不可了,选择去哪里呢?
1967年,我瞒着家里人偷偷地报名要去新疆兵团,可是,当我听说马上要批下来的时候,我傻眼了,一股恋乡之情猛烈地撞击着我这颗稚嫩的心,离开家乡、亲人,我感到害怕和痛苦,我硬着头皮到报名处撤回了自己的报名表格。后来,我下定决心不去支边,打算到杭州萧山老家插队务农。我给老家的伯父写了一封信,托人换了几十斤全国粮票,盼望着伯父的来信,过了一段时间,接到一封拒绝的信,其原因,伯父怕我去了分走祖上留下的那份属于我父亲的家产。
镇里高压的动员工作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锣鼓声和高音喇叭声在鼓动着我们,压迫着知青的家长。我父亲朋友的儿子在镇里工作,姓金,他也是我家唯一在官场上的熟人,他的官不大,股所级干部,是他帮助我在镇办的工艺美术工厂找了一份月薪18元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在那时已经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我们全家很感激他。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挨了斗,其罪状是用国旗做裤衩,被罢了官,到“四个面向”办公室工作。
有一天,他特意到我们家,关照我们说:“这批支边青年是到黑龙江一个农场,发工资,吃米饭,还有鱼吃。以后几批都是到黑龙江农村去插队,很苦,我看,要去的话还是这次去为好。”
我们觉得他在做动员工作,但是,他的话不无道理,去不去呢?
谁也拿不定注意,去找小舅舅商量,他是我们家族中,学问最高,大专文凭,是中学老师,平常有什么重大事情都和他商量,连写个申请、证明都找他。
他说:“我要是支持你去,到了那里,又远又苦,我挨埋怨;要是反对你去,那里又是不错,失去了机会,你也会埋怨我,所以,我也很难表态。”
我父亲平常话不多,他说:“我是在你这般年纪离家的,在异乡几十年了,依我看,去也好。”
我母亲信佛,遇到疑难的事情只能去求菩萨。母亲和少年时候的朋友——已还俗的英尼姑商量。
她指点说:“听响卜(卦)!很灵验的。不过,必须有三位异姓妇女一起求菩萨才行。”
一天深夜,她们俩和我外婆,不同姓氏的三位妇女在我外婆家的镬灶前,给镬灶佛烧香磕头,求菩萨显灵,祈祷之后,在装满水的镬里用饭桨把水搅成漩儿,然后放手,让饭桨自由漂浮、旋转,慢慢地,它停住了,方向指的是西南方向,她们俩就朝着它所指的方向去寻找、去探听。
夜深人静,到了西门外的木器加工厂的时候,发现里面灯火天通明,在开会,一位领导在讲话:“这次外出包工,肯定能赚到钱!”
她们听到之后,还不放心,继续往前走,走不了多远,路旁有一窗户里还亮着灯,她们屏息站在窗外,竖起耳朵听,父亲在催促儿子:“太晚了,赶紧睡觉吧,明天还得起早赶路去喝喜酒呢!”
她们听了,记住了,回来分析之后,英尼姑坚定地劝我母亲说:“这是上上卦!让孩子去吧。”
翌日,母亲很庄重地告诉我,好像在传达佛的旨意:“孩子,我们求菩萨了,还是去的好!”
我面临着人生一次重大的抉择。
在我的心中,困扰着我的是当时的家境,哥哥因为文化大革命站错了队,被工厂解雇了,失业在家,小妹还得上学,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低微,难以维持全家五口的生计,我要是还在家闲着,感到非常难受,我要为这个家做出贡献,再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闯,见见世面也好,想到这些,我对母亲说:“那我就去吧。”
我和母亲去找金同志,对他说:“我想去,不过请你帮忙,这批报名已经结束,如果能去上,就这批,要是这批去不了,往后,我哪儿都不去了!”
支边要走后门,让人哭笑不得。
从决意不去到决然要去,实在出于无奈。选择去松花江畔的农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召唤我的是那一支悲壮的歌和早已在我胸中汹涌澎湃的那一条遥远的江!
初夏,知青专列火车经过几天的颠簸,跨长江、过黄河,出山海关,行程万里,终于到了佳木斯。在佳木斯的码头,我见到了魂牵梦绕的松花江:波涛汹涌,浪遏飞舟,竟然是那么的宽阔,那么的壮观!
澹兮,其若海!
迎接我们的是梧桐河农场的运输船队,船儿不小,都在百吨以上驳船。我们都坐在甲板上,一览无余,可以尽情地欣赏着松花江两岸美丽的风光,起伏的山丘和广袤而肥沃的原野。
深夜,寒冷的江风把我们冻得无处躲藏。有人只好把行李打开,铺在甲板上,大家顾不上“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扎堆儿往里挤,彼此从中取暖,也有人浑水摸鱼,乘机零距离靠近异性。我钻进船舱底部去避风寒,里面黢黑,散发出浑浊的气味,我摸索着,找一个旮旯坐下来。在黑暗和寒冷之间,我选择了黑暗。我没有想的到的是:夏夜的松花江竟然是这样的冷酷无情,要是到了隆冬季节,那将是怎样的寒冷?我不敢去多想,只是感到一种隐隐的忧虑。难熬的夜晚,我无法入眠,只能去聆听波涛拍打船体的声音,像一位老人在絮絮叨叨,叙述着一个没完没了的故事。
在黑暗和寂寞中,我盼望着光明。
当第一缕曙光在天边闪现的时候,从甲板上传来欢呼声,把我从恍惚中惊醒。船舱下面一阵骚动,我这才发现在这肮脏而黑暗的船舱底部,竟然还有那么多的难友在享受这微弱的温暖。我从舱里钻出来的时候,一股清新的江风扑面而来,我贪婪地呼吸着,遥望着天际灿烂的朝霞,刚刚苏醒的松花江蜿蜒而去,曙光落在波涛上,江面上闪烁着粼粼的波光。
岸边,肥沃的原野,无边无际,展露出诱人的风光,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
船到农场的码头,靠岸了。说是码头,其实是一处稍微坚实些的自然江岸,水深些罢了,船还是靠不了岸,搭上跳板,能走人,能卸货就成,码头随着季节、水位变化而变动。
梧桐河农场,原来是黑龙江第一劳改农场,坐落在梧桐河和松花江交汇的湿地里。这里,沼泽密布,河汊纵横,地势较低。其地形独特,是三角地区,南面是宽阔的松花江,西北面是湍急的梧桐河,东北面是荒绝的沼泽地,构成了无法穿越的天然屏障,这里是关押重犯的绝佳“天牢”
据说原来关押的犯人都是国民党团级以上的军官。为了安排知青,特地把劳改犯迁移别处,把一批已经改造好的犯人留场作技术工人。
有一位体魄彪悍的老职工,年纪在六十开外,一脸的横肉,一只深陷的伤眼,我们都叫他:独眼龙。他勤勤恳恳,每天打扫厕所,很冷的天,还赤裸着上身在干活。他是蒋介石的贴身保镖,精通武术,身怀绝技。听说,上台表演过气功,粗麻绳套在他脖子上,两边十多个人使劲地勒,他都没事。他高兴的时候,背地里,偷偷地给我们耍套拳术。
到了农场,我被分配到二分场二连一排。
连队的领导都是从部队转业到劳改农场当管教,现在成了我们知青的领导。吴排长是佳木斯市知青,赵班长是鹤岗市知青,我们来了之后和他们住在一起,长长的大土炕,睡着十多个人。由于一路奔波的疲劳,我们打开行李,倒在炕上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发现天特别亮,我以为是第二天早晨,到屋外一看,太阳高悬,一打听才晓得还是当天的中午。这里的夏天,昼长而夜短。
这里的蚊子、跳蚤、虱子特别多。
白天,在野外劳动,蚊子成群,女知青戴上防蚊帽,不怕咬,男知青光头露脸,只能挨咬。夜晚,睡觉需要蚊帐,我们南方知青有蚊帐,东北知青有蚊帐的很少,捂着被子才能睡觉。这里的蚊子不怕人,轰它不跑,赶它不走,前赴后继,叮着你,猛吸鲜血,直到肚子撑得溜圆才滚蛋,它们不怕死,吸饱了任你处置。因为它们太多了,你打不过来,一巴掌下去是一手的鲜血。大瞎虻更厉害,咬上后,扯它都不愿意下来。
晚上,老知青坐在被窝里,脱了内衣、裤子,用指甲盖捕杀虱子、虱子卵,那“噼啪”的脆响,吓得我们南方知青不敢入睡,紧捂被子,怕它们爬过来,有的干脆拒绝和东北知青同屋睡觉。这事情,农场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我们同乡集体挨了批斗,说我们太讲究卫生,吃的太挑剔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
俗话说:虱多不痒,债多不愁。
时间长了,我们都和这些烦人的小动物:虱子、跳蚤、蚊子都有了密切的接触和交往。习以为常,有了它们的青睐和光顾,在寂寞、艰苦的生活中多了一份痛楚和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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