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完女儿王彤十岁生日庆典的事情,加林随支行领导一起去云梦县城参加了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
A银行的年度工作会议一般自上而下逐级召开。先是总行开,总行开完省分行开,省分行开完市分行开,市分行开完县支行开,一直开到最基层的办事处、分理处和储蓄所。
年度工作会议内容基本一致,无外乎总结回顾上一年的工作情况,安排部署新一年的工作任务。开会的形式和会议议程也大同小异:先由同级主要负责人作主题工作报告;再组织与会人员围绕主题工作报告开展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然后表彰上年度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签订新一年的各种责任状和承包合同;最后由领导作会议总结发言。当然,开会期间可以安排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通常情况下,年度工作会议应该在春节到来之前开完。春节过后,大家就按照年前布置的工作任务和制定的工作措施,撸起袖子加油干。今年由于总行开会时间比较晚,到三月上旬才召开,省分行是三月中旬开的,市分行就拖到了三月下旬。
孝天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的参加人员,包括市分行全体行领导、市分行各部门负责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层干部,各支行、各实体经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办公室主任。这里所说的实体经营单位,主要包括银行卡业务部、房地产信贷部、信托投资公司、培训中心和自办宾馆酒店等。
接到市分行下发的会议通知后,严锋清马上召集支行全体行领导开会,研究开会期间的内部“公关”问题。直白地讲,就是如何借参会的机会,与市分行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沟通交流,联络感情。
A银行上上下下都有这样的传统,“公关”的对象不仅限于客户,还包括系统内部关键部门、关键岗位的关键人员。外部“公关”必不可少,内部“公关”更加重要。外部“公关”不得力,丧失的只是业务机会,内部“公关”不到位,则可能在任务下达、资源配置、事项审批等方面吃亏,享受不到优惠和特权,得不到关照与帮助。因此,每年召开年度工作会议总是显得特别热闹。各支行、各实体经营单位争着抢着请市分行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到外面吃饭,塞红包,打砣子,送五花八门的礼物。
严锋清着重其事地提出这个议案,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赵国栋嘟哝着说:“该打发的,春节期间好象都打发过了。”
听到这里,三位副行长不知道该如何表态,都没有急着发言。他们心里很清楚,春节期间“打发”的是赵国栋的关系,别人只会领赵国栋的情。严锋清初到孝北县支行上任,又是从市分行下来的,肯定想尽快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人脉。现在赵国栋率先提出异议,就让他们感到非常为难。同意花钱“公关”吧,明显是在与赵国栋搓反绳;不同意吧,严锋清肯定不高兴。
因此,他们只能装聋作哑,察言观色,见风再使舵。
“大家都说说吧!”严锋清对赵国栋的发言不置可否,继续催促其他几位班子成员。
三位副行长仍然默不作声。
严锋清预感到这不是好征兆。如果再有一位副行长站出来反对“公关”,事情就会弄得比较麻烦。因此,他把目光投向最有可能支持他的林辉,问:“林行长,你是什么想法?”
班长直接点将,林辉显然是躲不过去了。他毕业于中南财大,今年二十五岁,是A银行孝感市分行系统最年青的副科级干部。来孝北县之前,他已经在市分行人事科工作了三年时间。对于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他已经见怪不怪,而且积累了一些为人处世的经验,基本上具备了应对各种复杂场面的能力。
林辉下意识地咳嗽了一声,然后开始发言:“赵书记说的是事实,春节期间我们已经拜访过市分行的一些领导,再去安排他们,有可能是重复行事。”
听到这儿,严锋清脸色阴沉,显然不太满意。其他所有班子成员都屏气凝神,等待着林副行长的下文。
“不过呢,春节过后市分行中层干部有所调整。”林辉话锋一转,开始倒向严锋清这一边,“比方严行长吧,他调出市分行计划科,计划科就换了一个副科长。鉴于这些人事方面的变化,再去打点一下也未免不可。见到菩萨就烧香,多个朋友多条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活动活动,把各方面的关系都建立起来,夯实基础。”
严锋清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继续“将军”,催促钱建伟和李金林也说一说,表个态。
已经二比一了,再有一个人唱赞歌,议案就可以顺利通过。
钱建伟说,他同意林副行长的观点,有必要去“拾遗补漏”。李金林认为,多“打点”一次也算不得什么,只当是巩固前期的成果。
就这样,班子成员达成了“烧香拜佛”的一致意见。
严锋清乘势而上,阐述这次“公关”的重要意义、操作思路和实施办法。他说,请领导们吃饭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其他支行早就抢占了先机。买礼品吧,时间太紧,一时也不知道送什么东西合适。干脆直接送钱!挑几个市分行重点科室,按照“一把手”每人1000元、副职每人500元的标准准备。此项工作由支行办公室具体经办,王加林主任全权负责。
大家都没有提出异议。没有异议就是默认,默认等同于同意。
这次去云梦县开会,孝北县支行一共派了三辆车。严锋清坐“桑塔纳”,赵国栋和林辉坐“标志”,孙建伟、李金林和王加林坐“切诺基”。春节前,市分行调拨了一辆南京“依维柯”客车改装的运钞车给支行,还随车派来了司机小袁。原来用于运钞的“切诺基”就改成行政用车了。
坐在“切诺基”副驾驶座位上,王加林的双手一直紧紧抱着装有几万元现金的黑皮包,生怕被别人抢走了似的。
他肩负的责任重大。
孙建伟和李金林坐在后排,时不时与王加林调侃,提醒他注意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加林主任苦笑着,一直没有应声。
“王彤十岁生日安排得不错,搞得蛮热闹。”孙建伟突然转移话题。同车的两个副行长都参加了王加林为他女儿办的十岁生日庆典。
“谢谢!谢谢!感谢领导们捧场。”加林礼节性地回应。
孙建伟继续赞叹:“特别是在报纸上刊登祝福的话,我觉得这个形式挺好。电视上点歌点电视剧,看过就完了。报纸就可以保存下来,好多年以后拿出来看,仍然历历在目,能够勾起美好的回忆。真的挺好!我女儿明年过十岁,我也准备这样弄一下。对了,刊登那个东西得多少钱啊?”
王加林迟疑片刻,回答道:“两百。”
事实上,他一分钱也没有花。报社不仅免费为他刊登了这段祝福小广告,还专门请他去月圆酒楼吃饭。
王加林何以有这么大的能耐?报社怎么会这么给他面子?这得从银行与报社、金融与媒体宣传之间的关系说起。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商业银行全面实施市场化经营,银行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逐步走向白热化。金融宣传和品牌塑造就显得尤为重要。A银行为了调动干部员工开展新闻宣传的积极性,甚至出台了内部奖励政策,奖励标准还相当诱人。
银行在宣传方面的需求,很快就被敏感的媒体人所发现,他们马上开始利用银行的这种需求创造价值。如果想发表与银行相关的正面宣传文章,那就得交钱。
这种花钱发表的文章,被称之为“软文”,实际上就是付费文字广告。媒体甚至可以派出记者或广告文案人员来执笔,帮助银行提升品牌形象和知名度。不过,“软文”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作者署名,又多半出现在“广告”或者“专题”版面。读者一看就知道是银行花钱“买”的,就会对其真实性产生质疑。所以,银行更愿意正面宣传文章以通讯报道的形式出现,哪怕是“豆腐块”短消息也成。
如何在确保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满足银行变“软文”为“新闻”的要求,媒体的做法是“交换”。稿件可以按新闻的形式给你发,但你得时不时在我这儿做做硬性广告。
于是,银行就会在新机构开业、新产品投产、新系统上线、存款突破某整数关口、机构成立某整数年份、获得某重大荣誉时,在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多种形式的“硬广”。作为取得媒体平日宣传“关照”的筹码和基础。
有些发行量不大、收视率不高、受众面不广、关注度不高的媒体,为了增强银行与其合作的意愿,他们就会推出各种各样的评奖活动,吸引社会公众的眼球,同时从银行捞钱。
这种评奖既有针对银行机构的,也有针对银行董事长、行长这些高管个人的;既有为某种银行服务精心打造的,也有为某种银行产品量身定做的。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只要银行出钱参选,媒体就能让这家银行荣膺“最佳XX银行”“最具XX的银行”“最受XX欢迎的服务”“最具创新的XX品牌”“XX先进单位”“XX示范单位”“XX十佳单位”,荣获“优胜奖”“优秀奖”“荣誉奖”“成长奖”“突出贡献奖”“特别贡献奖”,董事长或行长就能够当选“XX风云人物”“XX领军人物”,荣登“XX知名品牌榜”……
银行看中的是“名”,媒体看中的是“钱”。双方一拍即合,共同构建互惠双赢的“名利场”。
王加林因为喜欢写稿、投稿,经常有稿件被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采用,也难免会收到一些媒体发出的做广告、参加评奖活动的要约。甚至会收到一些编辑记者的来信,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希望他在银行与媒体之间牵线搭桥,促成合作。在赵国栋担任支行行长期间,加林也曾尝试着向赵行长提出过相关建议,但没有一次被赵行长采纳。
赵国栋总是说没多大意思,不愿意花这个冤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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