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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几根手指缝线打结。
老师说：“我们法医做尸检的时候，最常用的不是任何一根手指，而是第十一根手指——手术刀。”
老师把手术刀比喻成我们的第十一根手指，目前我们却被一个十一根手指的案件搞得晕头转向。
多出一根手指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一个什么线索呢？他在给我们出一道多么凶残的题目！我一定会抓住他，抓住他。
我满脑子都是那具被剖腹、碎尸的尸体，满脑子都是那根弯曲的发黑的手指。
不知不觉已经天亮，我推醒林涛：“真能睡，到底还是年轻啊。”
“可能知晓陶紫有心脏病史的人一共有一百四十二人。”侦查员扬了扬手中的名单，“我们昨晚奋战一夜，对这一百多人进行了逐一排查，筛选出四人完全具备作案条件。哦，当然，买假发这个情节，我们不能确认。四人中有两个人案发时不在本地，剩下的两个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侦查员清了清嗓子，说：“郑晓峰，四十岁，陶局长的同学，人民医院医生。当年陶局长就是通过他，找到心血管科的医生确证陶紫有先天性心脏疾病。郑晓峰身高一米七五，六十二公斤，家住在迷巷旁边的一个新建小区。唯一不符的是，这个人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
我微微摇了摇头。
侦查员继续说：“何鸿，四十六岁，陶局长以前的老邻居，曾和陶局长关系甚密。身高一米七八，五十八公斤，性格内向，在经营一家饭店。”
“这个很关键。”我打断了侦查员的话，“可能和陶局长的权力发生关系的人，就是最可疑的人！这人条件都很符合，而且身高三厘米的误差，在侦查实验的误差范围内。”
“有一点不符合。”侦查员说，“何鸿家住城西，和迷巷相距很远，生活区域主要在西边，据了解，他不应该对迷巷的状况很熟悉。”
“对现场环境熟悉，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强局长说。
大宝推门进来，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说：“这人是何鸿吗？”
大宝最近在研究视频侦查学说理论，于是他就被我要求去视频室，观看迷巷各个监控视频的内容。除去二十一户住户，反复出现在监控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这种提前熟悉现场环境的做法，被警方称之为“踩点”。我坚信，对现场环境熟悉，除了居住在附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踩点。
照片上的人，就是何鸿。
“这人只在监控里出现了一次，”大宝说，“但是他手里拿个盒子，局里一个秃顶同事一眼就认出那是个名牌假发的包装盒。”
“可以抓人了吗？”我微笑着看着有些吃惊的强局长。
何鸿和陶局长是一起长大的兄弟，做了三十多年的邻居。在何鸿的酒店必须靠着偷税漏税维持生意的状况下，陶局长登上了市税务局长的位置。
何鸿暗自窃喜，利用这个关系，加之“老规矩”的厚礼，何鸿的酒店迎来了转机。何鸿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居然取了他偷税漏税的证据，并以此为要挟，不断变相问他要钱。老陶不是这样的人，他在税务局二十年，一直很踏实。为什么坐上了局长的宝座，却要对自己最好的朋友下手？何鸿不能理解。
唯一的答案，就是欺负我老实。何鸿这样想。
“他说他是为了给孩子治病，没办法，才会收我的钱。”何鸿想，“放屁！十几年来，他就攒不到二十万手术费？”
其实陶局长没有骗他，陶紫每年的维持性治疗费用，就花光了陶局长的积蓄。因为他的妻子没有工作，靠着他那微薄的工资，还真是很难攒够手术费用。
明刀明枪去杀人，何鸿不敢，一些阴招，还是可以试试的。“不吓死她，也得把她给吓出个新毛病。”何鸿打算这样去报复老陶。
他跟踪陶紫，到KTV楼下等她，然后很热情地说要开车送陶紫回家。他载着陶紫开到了迷巷附近，说是去解个手，其实是拿着“道具”去化了妆。他以一个女鬼的形象出现在车窗前的时候，陶紫没有被吓晕，而是本能地跑下了车。好在陶紫没有经过有监控的区域，好在陶紫对迷巷不熟。他成功地把她逼到了墙角。当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消失的时候，何鸿还是充满了恐惧。
他怕事情败露，吓晕她就离开的原计划没有实施，而是扛着陶紫的尸体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迷巷。
他想焚尸、想分尸、想化尸，想了很多，又发现都不可行，于是他把陶紫的尸体装在行李箱里扔进了丽桥河。
勘查员在何鸿家的浴室里发现了陶紫的血迹，何鸿没有任何抵赖的余地。
纪委介入，对陶局长的受贿行为进行了调查。
这两个昔日的老邻居，一起住进了看守所。
“用这种不确定性的杀人方式杀人还真是少见，”大宝说，“回去可以写一篇论文了。”
“为了给女儿治病而腐败，”林涛自言自语，“却因为腐败而害了女儿的性命。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多么辛苦、待遇多么绵薄，都不能成为不廉洁奉公的理由。”我看着林涛和大宝，说，“共勉。”
[1]这可不是“超生游击队”的超生。超生反应是指躯体死亡后，构成人体的组织、细胞和某些器官仍可保持一定的生活功能，对刺激能发生一定的反应。比如在断头后一分钟可以看到眼球运动，在死亡后两小时，肌肉受到机械刺激还会有所收缩。
，哪几根手指缝线打结。
老师说：“我们法医做尸检的时候，最常用的不是任何一根手指，而是第十一根手指——手术刀。”
老师把手术刀比喻成我们的第十一根手指，目前我们却被一个十一根手指的案件搞得晕头转向。
多出一根手指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一个什么线索呢？他在给我们出一道多么凶残的题目！我一定会抓住他，抓住他。
我满脑子都是那具被剖腹、碎尸的尸体，满脑子都是那根弯曲的发黑的手指。
不知不觉已经天亮，我推醒林涛：“真能睡，到底还是年轻啊。”
“可能知晓陶紫有心脏病史的人一共有一百四十二人。”侦查员扬了扬手中的名单，“我们昨晚奋战一夜，对这一百多人进行了逐一排查，筛选出四人完全具备作案条件。哦，当然，买假发这个情节，我们不能确认。四人中有两个人案发时不在本地，剩下的两个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侦查员清了清嗓子，说：“郑晓峰，四十岁，陶局长的同学，人民医院医生。当年陶局长就是通过他，找到心血管科的医生确证陶紫有先天性心脏疾病。郑晓峰身高一米七五，六十二公斤，家住在迷巷旁边的一个新建小区。唯一不符的是，这个人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
我微微摇了摇头。
侦查员继续说：“何鸿，四十六岁，陶局长以前的老邻居，曾和陶局长关系甚密。身高一米七八，五十八公斤，性格内向，在经营一家饭店。”
“这个很关键。”我打断了侦查员的话，“可能和陶局长的权力发生关系的人，就是最可疑的人！这人条件都很符合，而且身高三厘米的误差，在侦查实验的误差范围内。”
“有一点不符合。”侦查员说，“何鸿家住城西，和迷巷相距很远，生活区域主要在西边，据了解，他不应该对迷巷的状况很熟悉。”
“对现场环境熟悉，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强局长说。
大宝推门进来，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说：“这人是何鸿吗？”
大宝最近在研究视频侦查学说理论，于是他就被我要求去视频室，观看迷巷各个监控视频的内容。除去二十一户住户，反复出现在监控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这种提前熟悉现场环境的做法，被警方称之为“踩点”。我坚信，对现场环境熟悉，除了居住在附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踩点。
照片上的人，就是何鸿。
“这人只在监控里出现了一次，”大宝说，“但是他手里拿个盒子，局里一个秃顶同事一眼就认出那是个名牌假发的包装盒。”
“可以抓人了吗？”我微笑着看着有些吃惊的强局长。
何鸿和陶局长是一起长大的兄弟，做了三十多年的邻居。在何鸿的酒店必须靠着偷税漏税维持生意的状况下，陶局长登上了市税务局长的位置。
何鸿暗自窃喜，利用这个关系，加之“老规矩”的厚礼，何鸿的酒店迎来了转机。何鸿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居然取了他偷税漏税的证据，并以此为要挟，不断变相问他要钱。老陶不是这样的人，他在税务局二十年，一直很踏实。为什么坐上了局长的宝座，却要对自己最好的朋友下手？何鸿不能理解。
唯一的答案，就是欺负我老实。何鸿这样想。
“他说他是为了给孩子治病，没办法，才会收我的钱。”何鸿想，“放屁！十几年来，他就攒不到二十万手术费？”
其实陶局长没有骗他，陶紫每年的维持性治疗费用，就花光了陶局长的积蓄。因为他的妻子没有工作，靠着他那微薄的工资，还真是很难攒够手术费用。
明刀明枪去杀人，何鸿不敢，一些阴招，还是可以试试的。“不吓死她，也得把她给吓出个新毛病。”何鸿打算这样去报复老陶。
他跟踪陶紫，到KTV楼下等她，然后很热情地说要开车送陶紫回家。他载着陶紫开到了迷巷附近，说是去解个手，其实是拿着“道具”去化了妆。他以一个女鬼的形象出现在车窗前的时候，陶紫没有被吓晕，而是本能地跑下了车。好在陶紫没有经过有监控的区域，好在陶紫对迷巷不熟。他成功地把她逼到了墙角。当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消失的时候，何鸿还是充满了恐惧。
他怕事情败露，吓晕她就离开的原计划没有实施，而是扛着陶紫的尸体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迷巷。
他想焚尸、想分尸、想化尸，想了很多，又发现都不可行，于是他把陶紫的尸体装在行李箱里扔进了丽桥河。
勘查员在何鸿家的浴室里发现了陶紫的血迹，何鸿没有任何抵赖的余地。
纪委介入，对陶局长的受贿行为进行了调查。
这两个昔日的老邻居，一起住进了看守所。
“用这种不确定性的杀人方式杀人还真是少见，”大宝说，“回去可以写一篇论文了。”
“为了给女儿治病而腐败，”林涛自言自语，“却因为腐败而害了女儿的性命。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多么辛苦、待遇多么绵薄，都不能成为不廉洁奉公的理由。”我看着林涛和大宝，说，“共勉。”
[1]这可不是“超生游击队”的超生。超生反应是指躯体死亡后，构成人体的组织、细胞和某些器官仍可保持一定的生活功能，对刺激能发生一定的反应。比如在断头后一分钟可以看到眼球运动，在死亡后两小时，肌肉受到机械刺激还会有所收缩。